骆博凯与江南陆师学堂

作者 时间[ 2009-11-9 ] 来源南京鲁迅纪念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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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昭武

      骆博凯(1852——1910),全名罗伯特•骆博凯(Robert LÖbbekt)1852年7月5日出生于德国鲁尔工业区附近的伊塞隆小城。他原是普鲁士王国的一名上尉工程军官,1895年9月清王朝两江总督张之洞忙于修筑两江海防、江防各炮台,特聘请骆博凯,不远万里,来到南京。原定任务是视察从南京到扬子江入海口吴淞的江防要塞工事,并对此提出改进建议。1896年3月,张之洞卸去两江总督任,调任湖广总督,去了武昌,刘坤一接任两江总督,改变了前任加强江防工事的计划。骆博凯得悉清政府要创办南京陆师学堂,便四处活动,为学堂建立出谋划策,得到刘坤一的赏识,被任命为陆师学堂总教习,相当于主管培训业务的校长。他在陆师学堂完成了第一期培训任务,至1900年5月回国,在南京工作了4年半时间。骆博凯来南京比鲁迅要早,他在江南陆师学堂工作期间,鲁迅也来到陆师学堂就读,骆博凯离开时,鲁迅还没有毕业。

      由于清政府腐败无能,对中日冲突盲目乐观,以致甲午战争清军惨败,被迫签订《马关条约》,割地赔款,西方列强也纷纷前来瓜分中国,朝野上下开始反思失败原因,而军事教育落后则是最受诟病者。骆博凯来华之时,正是张之洞在署理两江总督期间,他于1895年12月在江宁(南京)仿照德国军队编制,开始变脸自强军,聘请35位德国将弁作为自强军的营官和哨官训练军队,在练习新军时,进一步认识,举办军事学堂,培养军事人才,是加强军队素质的重要途径。由于金陵以有曾国荃创立的水师学堂,于是他与1896年在南京仪凤门内创设江南陆师学堂,主要目的是培养陆军军官。聘请德国军官骆博凯、泰伯福特(托普弗尔)、毛和思等为教习,招收“年十三岁以上二十岁以下聪颖弟子,文理通顺、能知大义者百五十人为学生”,分马、步、炮、工各门,“研习兵法、行阵、地利、测量、绘图、算术、营垒、桥路各种学问,操练马、步、炮各种阵法。”所有各门均以两年为期,两年后再令专习炮法一年。

      骆博凯对中国的悠久历史和古老文化极为推崇和赞美。他在1900年11月29日德国伊塞隆文学协会基金会上作的报告中说:“除去中国人以外,地球上有哪个民族可以为自己的古老文化感到自豪呢?中国有多少发明是走在我们前面的?有瓷器、丝绸、造纸、印刷和使用指南针,还有众多对自然现象的观察。意大利的旅行家马可•波罗于13世纪从中国的皇宫返回他的出生城市威尼斯后,人们才获悉中国的伟大文化成就远远超过了意大利!”

      加强江防,是清政府试图富国强兵的努力。骆博凯从事江防考察工作,“享受着高薪待遇,生活很好”。但在以慈禧太后为首的保守派反击下,改良派遭到彻底失败。骆博凯虽人在南京,却也对此有深刻的理解,在他的信中对此谈论甚多。他认为皇帝的改良虽然失败了,但他深信具有悠久文明的中国终将崛起。他在1897年1月14日写给兄弟费迪南德的信中说,虽然中国“在中日战争中遭到了失败,但对中国具有重大意义。这场战争给明智的中国人以很大的启示——这种人现在越来越多……只要给中国以时间,消除它的混乱状况,实行新的政府体制,开发国内的巨大资源,它的4亿多人口具有接受教育的巨大能力,毫无疑问,就能成为令全世界肃然起敬的国家!”

      骆博凯从1895年9月到1900年5月共给家里的亲人们写了近600封信,最终保留下来的有235封。1982年,戈茨•贝特格(GÖtz  Bettge)将这些信编辑成书,作为威斯特法伦档案馆第8卷史料(《LANDSCHAFTSVERBAND  WESTFÄLEN—LIPPE  Westfalische  Quellen  und  Archivverzeichnisse  Band 8》)。

      骆博凯在写给母亲和兄弟姐妹的信中曾多次提到,由于他在南京公务繁忙,没有时间写日记,也不再写个人随笔。只能给家里写信,把自己的经历和他在南京的所见所闻和所思告诉家人,要求母亲和兄弟姐妹们相互传阅后妥为保管,以便他日后利用,为此他对发出的信进行了编号。他在1897年写给母亲的信中说:“从1897年新年开始,我对写回家的信重新开始编号,写给你的这封信就是第1号。我去年寄回的1号至60号的信件希望妥为保管,它们对我十分珍贵,也许我以后还有可能要利用它们。”这些书信我们称之为骆博凯的《书信日记》。

      这些信件的主要内容有:他个人在南京的日常生活;视察扬子江要塞工程及与总督张之洞、刘坤一的交往;在南京等地游览的所见所闻;对某些政治事件的态度;在江南陆师学堂工作点滴等。由于是家信这位忠于职守的骆博凯谈及公务的文字并不多,本文仅从骆博凯与陆师学堂的角度对书信加以梳理,以期让读者对史料不多的陆师学堂和鲁迅当时学习生活的环境有更多的了解。

      首先,关于张之洞的调离,当时的欧洲传媒曾有不实报道。骆博凯对他大哥的信上说:“如果你认为张之洞的调任是对他的一种惩罚,那就大大地冤枉他了。现任总督刘坤一以前就是南京的两江总督,在1894~1895年的中日战争期间他被任命为钦差大臣,北上指挥对日作战。战争结束后,年迈的刘坤一想告老还乡过清静的生活,但没有恩准,把他派回到了原来的岗位,并将张之洞调回到湖北去。”(1896.5.28)

      骆博凯通过在总督府的一个耳线得知刘坤一接任后不想继续改革江防要塞工程,继续设施张之洞计划在南京按照德国模式建立一所陆师学堂的工作。便四处活动,在没有得到正式委托的情况下,他抢在英国和日本军事顾问之前就草拟了一份教学计划,经过艰难的周旋,在并没有得到正式委任的情况下便开始为陆师学堂筹建工作。

      他为学堂找优秀的中国译员。德语译员十分难找,他意识到英语是“在东亚这里工作必不可少的要求”,自己重新费力地学英语,还认真地学习汉语。

      1896年10月,陆师学堂校舍基本建成,就要进行内部装修时,陆师学堂已购买了30多匹马,从上海来的建筑工人,已使欧式房屋露出端倪,骆博凯多次拜会教育道台钱德培,对新的工作充满信心,他说“如同1年前那样,我大胆地接受中国政府的要求,坚定地信任中国政府,今天新的伟大的工作又鼓舞着我,扯起风帆驶向下一个未来。”

      他还在上海的德国学校找一些德语启蒙读本和算术教科书。(1896.12.30)并写信给兄弟费迪南德请他在德国采购物理、化学(只要初级的,因为不是教学内容,只是附带接触一下),三角学、几何学和算术课本简要指南,投影制图简要指南,透视法制图的简要指南。

      1897年2月,骆博凯搬进了陆师学堂,全心投入到学堂的工作中,他对兄弟费迪南德说:“中国人为开办了一所在德国人领导下的陆师学堂感到自豪,我高兴的是找到了一个受尊敬的职位,拥有指挥权力和完全独立的工作。”(1897.3.5)他自己意识到“压在我身上的一副重担,对我来说很不轻松”,他十分有信心把它做好,他说:“坚定的意志和力量定能帮助我,我一定会坚持下去,只要我的健康状况没有问题。”

      他对陆师学堂的环境相当满意,“碧绿的竹林之间有许多池塘和小溪,土地十分富饶,种上了花生和大豆。”“无论小山丘或平地都有可供人们悠闲散步的道路,附近还有供骑马行走的马路”。可见,一百多年前南京城内还很空旷。陆师距水师只有“一英里远”可以与英国朋友经常交往。

      他努力“树立德国人办事认真和准时的威信”准时开学,并对学生进行军事训练。学员的制服是:“士兵们穿一件黑色的‘翻司’,辫子就藏在里面。帽子上的装饰物是一个红色的穗子,里面有一只小玲,每只帽子都会发出动听的声音。”

      他曾拍了一张穿着中国官服的照片。他在给大姐卡萝莉娜的姓中描绘道:“你们看,我现在已是一名中国官员,身居要职,我身上穿的是道台官服。清朝的官帽上有顶带花翎,官服是用厚厚的棕色丝绸料做成的,前胸有用金线织入的类似龙的图案。朝珠纯正的珍珠和宝石,但给我的是玻璃的。高筒靴用的是厚实的黑色绸料,2厘米高的后跟是纸板做的,右边站的是我年轻的译员,左边站的是仆人永福,手臂上是安娜给我的漂亮毛毯。我站在大厅中间有玻璃顶棚的第一进院子里,这个厅向左右两边伸展,比照片显示的要大得多。我让人在台阶两边竖立了路灯,可惜上面的字被摄影师高模糊了。”

      3月1日,教育道台、陆师学堂总办钱德培带病第一次在开学后亲自到陆师学堂看望大家,令人十分开心。10月14日两江总督刘坤一到校视察,更是学校的大喜之日。骆博凯在给二姐安娜的信中有详细介绍:

      “今天是我们陆师学堂大喜的日子,总督亲自前来视察。毫无疑问,南京的总督是中国18个总督中最有影响的地方长官。如果是这样一个地位如此高的地方长官作正式视察,用我们的概念来看确是一年一度的‘盛大喜庆日’。

      从早上7时起,中国的高官们就集合在陆师学堂前面的广场上。我们只要想一想,每位道台和将军都带有一批随行的下级官员和仆人,就可以想象得到广场上足有数百名穿着各种华丽服饰的人。大部分是坐马车来的——南京马车不多也不华丽,一部分是坐着由四个苦力抬的轿子慢慢走来的,还有的是骑着矮种马、驴子或骡子来的,集合在一起,汇合成一幅色彩斑烂的图画。学员们沿着道路两旁排队站立,穿着他们最好的制服——由于持枪操练已经有些磨损,头上戴着大草帽,陆师学堂的所有官员们当然也都穿了官服礼服。我们3个德国人都是穿燕尾服,我的胸前别着几枚勋章,引得许多官员惊异地看着我,纷纷向译员打听勋章的来历。将近12时,人群中有了动静。陆师学堂的官员和那些高官排成了夹道欢迎的队列,全都保持肃静,不出声息。走在总督大人前面的是贴身卫队,穿了鲜红的长袍,手里举着戟、钺、长柄斧、刺棍、长剑、三齿叉等古代武器,全副武装。车子走近时,全体学员持枪致敬,右侧的一名号手努力吹奏起《迎宾进行曲》,声音十分刺耳。两名贴身仆人帮助总督下了车。按照中国的习俗,他们并不离开而是一左一右站立,扶着总督走上台阶。这位年迈的总督比他周围的官员高出半个头,他的身子站得笔直,这时所有的人全都深深地朝他鞠躬,只有我们德国人是例外,我们得以亲眼见到了这一场景。

      进入接待厅后,总督大人先把我们德国人叫去,对我们说了一些热情感谢的话。他特别对我强调说,他因公务繁忙,不能更多关心陆师学堂的事,但他看了第一次考试的成绩非常高兴。他感谢我们做了十分出色的工作。我们的教育道台将译员推到身后,扮出一副精通德语的样子,用可怜巴巴的德语自己给总督当译员,我只听懂一些大意,却装作完全理解的样子不停地点头。

      这位总督大人也和其他官员谈了话,参观了学堂的部分设施。匆匆看了一眼购置的教具和器械,就告别离去了。我听说,总督给成绩优良的学员留下了一笔赏钱。总督府的总管分发了总督的名片,我也发到一张,随信附上让你们欣赏一下。

      我相信,总督的这次视察,一定花了我们道台一大笔钱:他不仅要请高官们用餐,那些下级官员和亲随仆人也要陪餐。而且,这种场合发的赏钱不可避免地也要由道台掏腰包。”                      (1897.10.14)
12月,在一学年的工作即将结束之时,总督大人又来检阅学员的操练。这位以届70高龄的总督大人“骑着高头大马到来之时,响起鼓声和号声——是我们陆师学堂乐队的两名号手和一名鼓手后者已把购置的第二只鼓敲破了!学员们持枪向他致敬。大老爷后来坐在我们陆师学堂装饰漂亮的接待室里喝茶,先对我们德国人然后对学堂的官员们说了一些表示感谢的话。”

      骆博凯还为《东亚劳埃德报》写过一篇关于“南京陆师学堂”的文章,这里对陆师学堂一定有更具体的介绍,可惜我们至今还没有找到。

      1898年初骆博凯还为陆师学堂添置了许多教学用品,包括从一个连队得到的六门山地炮,克虏伯公司送来的一批拆卸成部件的大炮供教学用。学员除了要定期考试外,还要参加军事演习。当三年培训结业后,总督大人会来作结业视察,看学员们的战斗表演。

      1899年8月23日,骆博凯认为“今天对我是是个光荣的日子。”因为“这天,中国的皇帝陛下授予我一枚二级三等双龙勋章。上午8时,在我们陆师学堂乐队的伴随下——两个鼓手和两个号手,他们使劲地擂鼓和吹号,教育道台和陆师学堂的官员们穿着正规的官服,前来给我挂上皇帝陛下授予的勋章。”


在江南陆师学堂工作期满时两江总督加以表彰:

两江总督刘坤一给骆博凯的表彰命令

1900年5月30日于南京

江南陆师学堂原德国总教习

骆博凯上尉

德国伊塞隆

事由:表彰证明书

江南陆师学堂开办时,曾聘请德国军官骆博凯上尉先生为总教习,聘请托普弗尔中尉先生为教习。

在江南陆师学堂3年合同期满后,根据合同约定,在我的提议下,他们均获得了中国政府的勋章表彰

骆博凯先生的合同延长1年半到期后,申请辞职返回家乡。托普弗尔先生两年续签合同期满后,已离开江南陆师学堂去了武昌就职。

上述两名德国军官在江南陆师学堂任职期间,工作踏实能干,表现突出,在授课方面特别勤奋。我对此完全满意。特颁布本命令予以表彰。

两江总督

签名:刘坤一

      骆博凯在信中还谈到了他的婚恋问题,十分有趣。他来华时已43岁,未婚。在南京有了稳定的职位和高薪收入后,多次谈到结束单身生活的问题,但并不打算迁就了事。他希望自己的另一半是欧洲女人,门当户对,最终却还是花大钱买了一个中国姑娘为妾。

      到1889年末,骆博凯的第一个为期3年的聘用合同,以及继而延长的2年合同届满,他的去留问题成了他书信日记的一个内容。由于他在陆师学堂工作成绩突出,德方和中方都希望他延长合同,继续留下工作。骆博凯出于个人原因,提出了两个条件:①按惯例准许他回国休假半年;②建造一处供他个人居住的欧式别墅。总督府出于经济原因,只同意第一个条件。有江陆师学堂公函为证:

江南陆师学堂给骆博凯的公函

1900年6月21日于南京

尊敬的总教习先生:
      您5月2日致江南陆师学堂的信已经收到,无误。

      如果陆师学堂校长能将您的事情提早告知,我会早就给您写信了。钱先生随同总督大人从北京返回后就生病了,吩咐在这期间任何人都不接见。他今天才到陆师学堂来,请我给您写信。他表示十分遗憾地通知您,总督刘坤一不能同意您的条件。钱先生还说,总督大人已电告驻柏林中国公使馆,在德国另行聘请两位德国军官任陆师学堂的教习。随函……(以下书信失落——原编者注)

      骆博凯注:此信1900年8月3日收到,已回复

      注:钱先生,即教育道台钱德培。

      骆博凯遂于1900年5月12日从上海乘海轮起程回国,结束了他在中国的生活。
 
      骆博凯还收集和拍摄了大量反映十九世纪末南京面貌的图片,如南京城墙、玄武湖、明孝陵、陆师学堂等等,都是反映南京最早的图景十分珍贵。略附文后。

      本文所引骆博凯书信文字均引自《十九世纪末南京风情录——一个德国人在南京的亲身经历》,南京大学郑寿康教授翻译。写作中还多次就教于郑教授,特表谢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