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南京师大附中

作者 时间[ 2009-11-9 ] 来源南京鲁迅纪念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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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昭武

      南京师大附中创建于1902年,它与南京大学、东南大学一样,可以溯源到三江优级师范学堂,当时的附属中学堂,校址在北极阁下四牌楼大石桥,后曾异名东南大学附中、中央大学实验学校、中央大学附中等等,前后十异其名,抗日战争胜利后迁入现址南京察哈尔路37号。历史往往有许多巧合,这里是鲁迅读过书的江南陆师学堂的一部分,并存有江南陆师学堂时期的建筑――一幢欧式的两层小洋楼,南京鲁迅纪念馆就设在这座楼里,这样,南京师大附中就与鲁迅结下了渊源。而许许多多的附中人又与鲁迅结下了不解之缘。

鲁迅与杨铨

      20年代我校教师杨铨(杨杏佛)。1922年到1924年应廖世承校长之邀来东大附中实验道尔顿制。1932年12月,宋庆龄、蔡元培、杨铨、林语堂等在上海发起成立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由宋庆龄任主席,国立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任副主席,中央研究院总干事杨铨任总干事。1933年1月4日鲁迅收到蔡元培的邀请信,1月六日,鲁迅邀三弟周建人一同到中央研究院出席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会议,参与上海分会的筹备成立活动,1月17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上海分会成立,鲁迅被选为上海分会执行委员,从而与杨铨来往密切起来。2月24日杨铨还为鲁迅拍了好几张照片,这正是他们友谊的见证。

      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宗旨是援救受迫害的进步人士,争取民主权利,争取人民言论、出版、结社、集会的自由。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一系列活动,揭露了国民党的黑暗统治,自然遭到国民党当局的怨恨和迫害。国民党特务们先是给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寄送附有子弹头的恐吓信,接着又向会员下毒手,搞暗杀活动。1933年6月1 8日早上,当杨铨乘坐的汽车刚刚驶出中央研究院大门时,埋伏在旁的数名特务一起开枪,杨铨自知难避,立刻奋不顾身地用身体掩护同座的儿子,儿子幸免,杨铨与司机遇难。鲁迅当日即得到消息。当晚,他在致友人姚克的信中写道:“近来天气大不佳,难于行路,恐须蛰居若干时。”又在致曹聚仁的信中说:“坚卓者无不灭亡,游移者愈益堕落,长此以往,将使中国无一好人,倘中国而终亡,操此策者为之也。”据悉鲁迅也被列入暗杀名单。6月20日,上海各界举行杨铨入殓仪式。特务声言要在这一天暗杀鲁迅及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其他领导人。友人劝鲁迅暂避。鲁迅冒雨毅然前往万国殡仪馆吊唁,离家时把随身携带的钥匙交给家里人,以示随时准备牺牲的决心。平安回来后悲愤心情难以平静,遂写下了《悼杨铨》诗。诗曰:“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何期泪洒江南雨,又为斯民哭健儿。”毛泽东晚年眼疾开刀后因开刀医生叫唐由之,联想到鲁迅的这首诗,就拿起笔,手书了这首诗。这恐怕是毛泽东晚年不多见的手迹了。

鲁迅与黄源

      1923年9月廖世承校长在东大附中主持道尔顿制实验。所谓“道尔顿制”,是美国教育家帕克赫斯特女士(1887—1973)于1920年在马萨诸塞州道尔顿中学创立的一种教学制度。其主要教学特点为:取消班级课堂讲授;把各科学习内容编成分月的作业大纲,规定应完成的各项作业,由学生自学;变教室为各科作业室,按学科陈列参考书和实验仪器,借学生自学用。学生与老师订立学习工约(即每周的学习工约)后,即按照自己进度快的学生可以提早更换工约,可以提前跳级和毕业。当年,黄源在报纸上看到东大附中实验道尔顿制,便只身来宁读书,虽时间不长,也是我们的校友。他自己说:“我自己看报纸,有介绍南京东南大学附属中学实行道尔顿制教育的,提倡自学。我就去了。使用的教科书是孙俍工、沈仲九编的《中国国文教科书》,上海民知书店出的。内容都是翻译五四运动以来的作品,有无政府主义的倾向。孙俍工是无政府主义的作家,沈仲九是有名的无政府主义者。我受的教育与中国的传统教育是完全另一个系统的。” (见《黄源谈话录》杨际凯记录)孙俍工是东大附中的语文教师。他在南京有幸见到了泰戈尔,也认识了徐志摩,还听过章太炎、马君武的演讲。但他不喜欢当时浓厚的复古气氛,对新思想、新文化的压抑。他说:“当时《学衡》派在东南大学很有势力,吴宓是留学哈佛的,但提倡国粹。我不喜欢那里的气氛,读了一年,1924年夏,转到上虞白马湖春晖中学,遇到了夏沔尊,朱自清、朱光潜,丰子恺、匡互生等先生。”(见《黄源谈话录》)

      黄源(1906--2003),浙江海盐人。他是校友中与鲁迅交往时间最长的。1927年黄源在劳动大学时与鲁迅相识。1929年留学日本,回国后从事外国文学翻译,翻译了屠格涅夫、高尔基等苏俄、日本进步作家的作品。20世纪30年代在上海协助茅盾编辑《文学》月刊,在鲁迅指导下主编《译文》杂志,鲁迅称赞黄源时说:“至于黄源,我以为是一个向上的认真的译述者,有《译文》这切实的杂志和别的几种译书为证。”(见鲁迅《答徐懋庸并关于统一战线问题》)在这期间鲁迅致黄源信件共63封(保存下来的有38封),还一起聚餐议事多次。在《文学》《译文》这两份杂志的周围团结了一批进步作家,有力地反击了国民党当局对左翼文化的“围剿”。抗战爆发后毅然参加新四军,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建国后任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副部长兼党组书记、浙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等职务。

      黄源是深得鲁迅信任的学生和战友。他是为鲁迅抬灵柩的16人之一、《鲁迅先生纪念集》的编辑者之一。建国初期,他提议华东军政委员会报中央,建立上海鲁迅纪念馆,恢复鲁迅故居,并将自己珍藏的鲁迅的《故事新编》捐赠给鲁迅纪念馆。1956年,上海成立鲁迅迁墓委员会,黄源任秘书长,由他将鲁迅墓设计图送中央审查,并亲赴北京请毛泽东题写了“鲁迅先生之墓”的碑文。2006年《黄源文集》(论著卷、翻译卷)已出版。

鲁迅与胡风

      胡风1902年11月1日出生在湖北省蕲春县。家庭赤贫。1923年3月,胡风慕名从武汉来到南京,上了当时以新精神著称的东南大学附中补习班。到暑期,考入了附中高中一年级的文科班。那时他的本名叫“张光人”,到第二学期,他的宿舍里住进了两位同学。一位是比他低一班小一岁的朱企霞。另一位就是比他小两岁还在读初中的杨超(杨天真)。如果说胡风和朱企霞是由于对于新文学的共同爱好而成为好朋友,那么他和杨超更主要是由革命理想上的一致而成了好朋友了。他们都爱读进步的文学著作和马列著作。他们常常在宿舍里就所看的书籍中的观点争论,往往是争得面红耳赤,不可开交。东南大学学生宛希俨和吴致民在马列主义的启蒙上给予了他们很大的影响。大约就在这学期末(1924年夏天),胡风和杨超由宛希俨介绍,同时加入了共青团,接受组织的领导。还有一位当时念初中的同学扶国权也是团员,常和他俩在一起。他们一起听省委领导人的讲话,热烈地讨论各种问题。初进东大附中时感到很孤独的胡风,这时深深感受到了集体的温暖,提高了自信心,与大家一起,成长很快。

      正如胡风在《时间开始了》第四乐篇《英雄谱》中所回忆的:

      1923年
      对于我们青少年的一群
      算得是一个回春的季节
      我像一条醒来了的土蛹
      感到了一股暖意
      我睁开了眼
      第一个看见的就是你
      ——你,一只正在试飞的蝴蝶
      亲爱的兄弟
      我看见了你
      我爱上了你
      我们感到了同样的光
      我们活在同样的温暖里面
  …………
      我们一道到要去的地方
      我们一道去找要找的人
      像初恋的少女似的
      那么秘密又那么高兴
      我们一道到书店街去
      找过了一家又找另一家
      像是在冬天去找火种
      抓在手里就感到有一股暖气
  …………
      我们相爱得那么深
      但争论起来又那么激烈
  …………

      1925年,上海发生“五卅惨案”时,宛希俨正好在那里,他亲眼见到了当局镇压工人的惨剧,连夜赶回学校,向学生会报告了所见所闻,激起了同学们的义愤。星期一,在附中的周会上,学生会就发动同学们参加示威游行,向当局提出抗议。胡风是学生会成员,也是这次活动的发动者和组织者之一。他和宛希俨一道,与各校联系,帮助组织活动。6月3日,南京各界团体包括学生团体更是组织了万余人集会声援上海罢工工人。到了6月4日,本校学生游行到了英商开的和记蛋厂门口,胡风等二十余名学生向工人宣传“五卅惨案”的经过和英、日帝国主义残酷剥削工人杀害工人的罪行,被门口的警卫用枪杆推赶,起了冲突。胡风马上跑回学校,带领在校的同学们再来到和记蛋厂,举行声势更大的示威。带动了很多工人也参加了进来。在这几次的活动中,胡风自始至终都是热情地参与并起了鼓动与领导作用。杨超自然也不例外。正如胡风在诗中所说:“在五卅的热浪里面/我们都喊哑了嗓子”。

      这次南京的运动过后,省政府对参加鼓动学生罢课工人罢工的学生非常注意,校方也感到了压力。所以胡风他们就起意离开此地到北京去。先是胡风在暑假里去了趟上海,参加了清华大学在那里的招生考试。这之后,杨超和朱企霞也决定和他一起去北京投考北京大学。胡风在开转学证明时,附中部的主任廖世承一再挽留他,劝导他,希望他把高中读完再走。胡风知道老师是诚心诚意的,所以他虽然是义无反顾地离开了母校,但内心深处对母校和老师们还是非常怀恋的。对他来说,在东大附中两年,无论是在学习上还是在思想上,都有了很大的进步。他在这儿参加了革命,锻炼了自己的活动能力,这一切都令他终生难忘。

      胡风中学时代酷爱文学,有两本书给他印象最深:托尔斯泰《复活》,日本厨川白村《苦闷的象征》,乃鲁迅所译。胡风在北大读书时就听过鲁迅讲中国小说史课。可以说与鲁迅神交已久。

      1933年6月15日胡风因为从事革命活动而被日本警察驱逐回国,回到上海后不久,他就与鲁迅见面了。鲁迅在周扬的陪同下专门来看望胡风,胡风心情十分激动,鲁迅能去拜望一位素为谋面的年轻人,这在鲁迅的交往中实属罕见。鲁迅曾看过胡风的一些文章,对他文艺思想和批评才能是十分赏识的,鲁迅先生爱才心切,对他的殷切期望,使他有些惶恐,同时也给了他前进的动力。胡风也怕辜负了先生的信任。经过在上海的两三年的接触,鲁迅对胡风有中肯、准确的评价:

      我倒明白了胡风耿直,易于招怨,是可接近的,而对周起应之类,轻易诬人的青年,反而怀疑以至憎恶起来了。自然,周起应也许别有他的优点。也许后来不复如此,仍将成为一个真的革命者;胡风也自有他的缺点,神经质,繁琐,以及在理论上的有些拘泥的倾向,文字的不肯大众化,但他明明是有为的青年。
                           (鲁迅《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

      胡风一直把鲁迅视为长者、老师,一直在实践着学习鲁迅精神这一伟大使命,他说:

      在鲁迅先生,理想和现实的矛盾是没有的,这就和那些虚浮的“理想主义者”有了决定性的区别。然而,正是因为这,他的每一篇文章都是从深刻的当时历史根据出发的。在今天的青年同志们,也许要感到生疏,不容易接近罢。但这却正是我们应该学习的宝贵的东西。要从他(鲁迅)学习正视过去、执着现在的感受历史的力量和理解历史的力量,要从他学习基于现实、针对现实的战斗方法和分析能力。这对于今天的青年同志们特别重要,因为,我们这就不会在列宁所说的“政治的兴奋”里面漂浮起来,陷进自满情绪里面,我们的政治热情就会成为深入现实、严肃工作的发动力,不致变形为某一类自得其乐的“浪漫”的“诗歌”了。 (胡风《学习鲁迅精神》)

      当胡风听到鲁迅逝世的噩耗,他被惊呆了,“像是一声霹雳又像被浇了一身冷水,我没有说一句话,即时蹿回房里,全身冷的打颤,胡乱地穿上衣服”(转引自黄乔生《鲁迅与胡风》第157页,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他日夜守护在鲁迅的灵前,十分悲痛。在鲁迅的葬礼上他与其他作家一道,扶柩上车,抬柩入穴。之后,胡风用各种方式、在不同场合持续不断地宣传鲁迅,纪念鲁迅精神,被人们公认为是鲁迅精神最忠实的捍卫者。胡风对鲁迅的研究,是以历史见证人的身份,用文字的形式保存了许多与鲁迅有关的历史资料,特别是左联时期的一些鲜为人知的信息。他是用自己的生命和情感去诠释鲁迅思想的精髓的,他是鲁迅思想当之无愧的传承者。

      胡风坎坷的一生中也始终关心着中学时代的母校,感激母校对他的教诲。上世纪八十年代胡风夫人梅志携在女儿张晓风来校寻访胡风的足迹,主要是寻找胡风当年写的纪念孙中山的抒情长诗《死去的太阳》,这首诗曾发表校刊上。这首诗在当时就有很大影响,胡风的语文老师穆济波还在晨会上朗诵过,那时胡风在校外参加社会活动呢!2003年10月附中1983届校友出于对胡风的敬仰,在毕业20年回母校之际,特意在校园里为胡风塑立一尊铜像,这是我国在公共场所为胡风塑立的第一尊铜像,受到国内外媒体广泛的关注。胡风女儿张晓风、女婿宋哲、儿子张晓谷及正在南京理工大学读书的孙子张本特地来校参加铜像揭幕仪式。《人民日报》社著名记者李辉、复旦大学文学院院长陈思和教授、胡风女儿张晓风先后来校给全校师生讲了《胡风集团冤案始末》、《胡风与巴金》、《胡风与杨超》,使大家受益匪浅。

      另外,胡风“七月派”的著名诗人刘令蒙,也是南京师大附中的校友,他1920年生于南京,1933至1938年就读于中大实校,深受母校语文教师常任侠诗风影晌,也学起了写诗。抗日战争中以笔名杜谷出版《泥土的梦》。曾为四川文艺出版社的编审,1983年曾参加《鲁迅大辞典》编篡会议,耄耋之年仍为出版事业勤恳耕耘。

鲁迅与巴金

      在南京师大附中的校友中还有著名的文学家巴金,他1924年1月和三哥李尧林一道考入东南大学附中高中补习班,住在北门桥鱼市街21号适存中学内,后插入高三,1925年毕业,在校期间,曾听过革命前辈恽代英、肖楚女的讲演,并参加了震惊中外的“五卅”运动的声援活动。“五卅”事件给予他很大的刺激,使他无法忍受。他当时这样写道:“我恨不得这一场决死战斗轰轰烈烈地发动起来,奴隶底生活预备给别人作枪靶子生活,我实在不能忍受下去了”,  “我的血,我愿意把他流出来”。

      鲁迅晚年与巴金都生活在上海,鲁迅与巴金第一次见面是在一次聚会上,1933年8月初,《文学》月刊主编傅东华在靠近南京路的会宾楼请几位作者聚宴,鲁迅给巴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天晚上……鲁迅比谁都说的多。他说话极其朴素、自然,用简短、鲜明而富于表现力,不时露出温和、慈祥的微笑。”(巴金《鲁迅——纪念鲁迅诞生七十五周年》)以后他们又在宴会上见过多次。巴金说:

      我不是鲁迅先生的朋友,我只能说是他的读者和学生。我很早就爱读他的小说,还带着他的作品走过好些地方。可是在他最后的三四年中间我才有机会和他见面,而且我只有在他逝世的那天到过他的家。说也奇怪,我们见面的地方大都是上海的饭馆或旅馆。

      ……他的笑容对我永远是鼓励,也永远是鞭挞。
      (巴金《鲁迅先生他就是这样一个人》)

      鲁迅以他犀利的洞察力和准确的判断力,对于巴金,他认为:

      巴金是一个有热情的有进步思想的作家,在屈指可数的好作家之列的作家。
                         (鲁迅《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

      在那白色恐怖的年代,巴金把鲁迅看成是一株大树,是一株能为他挡住风沙的大树。他说:

      拿我这点微小不足道的成绩来说,我实在不能称做他的学生。但是墙边一棵小草的生长,也曾靠着太阳的恩泽。鲁迅先生原是一个普照一切的太阳。不,他不只是一个太阳,有时他还是棵大树,就像眼前的树木一样,这树木给我挡住了风沙,他也曾给无数的青年人挡住了风沙。(巴金《忆鲁迅先生》)

      1936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当天,巴金就得知这一噩耗,巴金连续两个晚上在万国殡仪馆鲁迅遗体旁边为鲁迅守灵,10月22日巴金与胡风等八位作家为鲁迅扶棂,参加长长的送殡队伍直到下葬。以后几十年巴金多次在鲁迅纪念活动中表达了对先生的景仰之情。

    巴金对他中学时代的母校怀有深切的感情,曾多次向母校赠书,他所赠每本书都是巴金亲自从藏书中一一挑选的,每本都有巴金的签字或“巴金赠书”的印章,在这三百多本赠书中有不少是鲁迅或关于鲁迅的书籍,其中部分陈列在南京鲁迅纪念馆里。

      母校也多次派代表去拜访巴金。他为校友会编的校友回忆录题写了“青春是美丽的”书名,为学校文学社刊物题写刊名“树人”,又在校友为巴金塑造的铜像正面题写了“掏出心来”四个大字,他还为母校学生陈粤秀的作文集《野鸽子》题写书名,并为母校老师主编的素质教育丛书题词“百年大计,素质第一”。这些题词表达了巴金讲真话、办实事、奉献于人民的伟大精神,以及寄厚望于青年一代的崇高品格。

      2005年10月17日巴金在上海逝世,10月24日母校校长王占宝一行专程赴沪为巴金送行。

常任侠的鲁迅作品教学

      常任侠(1904—1996),著名诗人、东方学大师,曾任国家文物鉴定委员、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小组顾问、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图书馆馆长。1931年至1938年任中大实校高中部主任兼任侠级主任并教该班语文直至高中毕业。该班有一个最小的女生许勉文(后改名范瑾,曾任北京市副市长),读初一时只有13岁,聪敏多才,她的伯祖许寿裳系鲁迅挚友,鲁迅每有新作,常手校后送给许寿裳,许寿裳必再转送许勉文,许勉文则将鲁迅新作送常任侠老师阅读。当时鲁迅的书在南京是禁书。常任侠则选其中适合学生阅读的鲁迅作品作教学的补充讲义,令学生境界大开。《雕的心》是商务出版的《爱罗先珂童话集》中的一篇,是鲁迅翻译的。《雕的心》用一种散文诗的声音,歌唱出对于太阳的赞颂,渴望光明的赞歌。常任侠用鲁迅的译文引领年轻一代像大雕一样逐渐长大,向光明世界飞翔。1937年抗战爆发,常任侠带领学生随学校乘大篷车西迁,任侠级22名毕业生,1938年有7名奔赴延安参加革命。范瑾就是其中的一名。

王景山与鲁迅研究

      王景山(1924―),1936年考进中大实校,抗日战争爆发学校内迁屯溪、长沙,再迁贵阳,1941年更名贵阳国立十四中,1943年王先生毕业于此。

      1943年,王景山先生考入西南联大。1947年到北京大学复学,毕业后于1949年任教南通通州师范学校。建国之后.曾在中央文学研究所和中国作家协会工作。1957年夏,蒙受不白之冤的王景山先生由著名作家吴伯箫推荐,到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任教直至退休。数十年来,王先生一直从事中国现代文学教学和鲁迅研究,参加1981年版《鲁迅全集》校释(1904-1933书信部分)工作,著有《鲁迅书信考释》、《鲁迅仍然活着》、《旅人随笔》,主编《鲁迅名作鉴赏辞典》等.

      王景山先生人品高尚,学养深厚,桃李满天下,而对中学时代的母校一直怀有深厚的感情,他中学时代就在贵阳《中央日报》副刊《前路》上发表小说、散文,反映了他对社会苦难深沉的思索和对人世悲哀的严峻审视。可以说是他文学生涯的起步,母校多次校庆活动,他都在百忙中抽空参加,2002年母校百年大庆时,他还为在校师生开讲座,他向同学们讲《十七岁,鲁迅在干什么》,引起很大反响,引导中学生对人生之路的思考和探究。他还向母校赠送了刚出版的《鲁迅五书心读丛书》,即《〈呐喊〉心读》、《〈彷徨〉心读》、《〈野草〉心读》、《〈朝花夕拾〉心读》、《〈故事新编〉心读》。这是王先生向中学生和中等文化知识的人们讲解普及鲁迅作品的力作,这五本小册子深入浅出、简明扼要、朴素无华、循循善诱,很受同学们的喜爱。

      他听说南京鲁迅纪念馆在母校开馆,他立即表示要把自己的有关鲁迅的部分藏书捐给纪念馆,让它发挥更大的作用。他不顾年事已高,冒着炎热带我们到首都师大看他的藏书的情景,让我们深受感动。现在他的首批藏书已运抵学校,其中有《鲁迅自选集》等很难寻觅的版本。

钱理群与《中学生鲁迅读本》

      南京师大附中百余年来一向重视拓宽学生视野,重视人文素质和科学素质的培养,并有请专家教授、知名学者来校演讲的光荣传统,尽可能地让中学生跟大师见面。在附中的历史上就曾有泰戈尔、恽代英、胡适、陶行知、马相伯、张钰哲、华罗庚、韦钰、王元、杨乐、龚昇、袁隆平等著名学者来校演讲,为百余年校史写下重重的一笔。就从学习鲁迅、亲近鲁迅来说,北京大学钱理群教授还多次来附中开讲座:《我的人生之路与治学之路》、《鲁迅的情感世界与文学世界》等。下面重点介绍钱理群与《中学生鲁迅读本》。
钱理群,1956年从南师附中高中毕业,考取北京大学,1960年分配到贵州一所卫生学校教语文,那是一个边远的山区,又赶上所谓“困难”时期,饱受了物资与精神的双重饥饿。一直等了18年,到1978年才获得考研究生的机会,从此,他的生命历程展开了新的一页,从此开始了教师兼学者生涯。

      钱理群母校情结一直萦绕着他,80年代末,他曾写过《一切都从那时开始》、《曾有过做梦的年代》,想起小学时代、中学时代那些美好的憧憬。钱理群教授想回母校南京师大附中上课的梦已经做了半个世纪。48年前,他从附中出发,现在又回到附中开选修课,正是为了圆自己的梦,因为中学永远是每个人的精神家园。他自己说:“这是我一生中尤其是晚年最辉煌的一景。”

      说起钱理群与鲁迅的渊源,那要从小学说起,他自己曾经说过:

      那是在1948年,那时候我9岁,在中央大学附属小学读书,也就是今天的南师附小,当时我四年级。我很喜欢读书,正好我有一个哥哥,他当时在金陵大学读书,也就是今天的南京大学,有一天我从我哥哥的书柜里面翻出一本文选,打开一看,正好有一篇叫做《腊叶》的文章,就是压干了的枫叶,是一个叫鲁迅的人写的。我就开始读,有一段文字打动了我,现在我和大家一起来读这段文字,208页,大家看他是怎样写这个腊叶的。

      第三行“他也并非全树通红,最多的是浅绛,有几片则在绯红地上,还带着几团浓绿。一片独有一点蛀孔,镶着乌黑的花边,在红、黄和绿的斑驳中,明眸似的向人凝视。”

      当时我是小学生,当然不懂这个,但是我的感觉里就是一团颜色,红的、绿的、黄的。但是,在这样一团非常斑驳灿烂的颜色中,突然跳出一个乌黑的眼睛望着我,当时我本能的感觉到,这非常的美,非常的奇怪,红红绿绿的颜色当中,一个黑黑的眼睛望着我,你会觉得很难受,甚至觉得有一种莫名的感觉,有点恐怖,就是这个感觉在那个瞬间就留在我的心中。以后我长大了,读中学、读大学,以后开始研究鲁迅,一辈子研究鲁迅,但是始终有着那么一个在斑驳的绚烂的颜色当中的这样一个乌黑的眼睛望着我,直逼我的心坎,让我感到迷恋,很神往,同时也让我感到悚然而栗。这是对鲁迅一个神圣的体验,应该说,他是留在我的记忆深处,甚至是留在我的生命的深处,这是属于我的对于鲁迅的感觉。

      钱理群来附中开鲁迅作品选读的选修课,是深思熟虑的。还源于他的一个理念。他说:“世界上每个国家总是以本民族的经典作家来教育后代,我们也应该通过中小学教育和其他手段,让屈原、杜甫、李白、曹雪芹、鲁迅……这样的民族文华精英的精神遗产代代相传,成为年轻一代精神成长的‘底子’,这对于他们的一生发展乃至于整个民族文化的发展,都是至关重要的。这大概就是中学生要读点鲁迅的主要意义所在吧。”

      他还说:“作为集中了‘20世纪中国经验’的思想家、文学家,鲁迅与我们又是最为贴近的。‘鲁迅与青年’本身就是一个讲不完的话题;鲁迅是一个‘真的人’,他敢于公开说出‘别人不敢说、不愿说、不能说’的一切真实;鲁迅恰恰是在人们因为缺乏勇气和智慧而停止思考,满足于似是而非以自欺欺人时,把思想的探索进行到底,从不顾忌将会引出什么‘可怕’的结论。这里所表现出的,正是一种年轻人所向往的大智大勇的大丈夫气概。”“从小结识这样一位‘真’的成年人,应该是人生之一大幸。” “鲁迅作为现代汉语文学语言的大师,他的语言以口语为基础,又融入古语、外来语、方言,将汉语的表意、抒情功能发挥到级至,又极具个性与创造性。阅读鲁迅作品,不仅能得到精神的启迪以至震撼,还能得到语言的熏陶与美的享受。流连于鲁迅所构建的汉语精神家园,也是人生的一大乐事。”

      从2001年9月钱教授私下谈起到母校开选修课这一设想,到2004年3月16日,在附中讲台上给学生上第一堂课,历时两年半,他还精心编撰了一本《中学生鲁迅读本》,并请南京师大附中教授级中学高级教师、特级教师王栋生参与策划,请倪峰、周春梅两位语文老师针对高中生的实际为这个读本作了注释。

      这本后来成为江苏省高中选修课教材的《中学生鲁迅读本》充分发掘了鲁迅作品中描写生动、情趣活泼、文字优美、情感动人篇章,让中学生感到阅读鲁迅是一件幸福的事,一件快乐的事。而钱教授在附中是扎扎实实上了近40天课的,他引导学生感受鲁迅、阅读鲁迅、研究鲁迅、言说鲁迅,一堂堂课并不是一次次讲座,有教学目标,有文本研读,有作业练习、有学生活动、有拓展延伸、有师生双向反馈……

      最后,南京师大附中高一、高二年级70多位同学以自己的言说《我之鲁迅观》开始,接着自编自导自演短剧《示众》、《奔月》、《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药》,最后钱理群教授声情并茂的朗读鲁迅的《雪》,圆满的结束了为时5周的鲁迅作品选修课。选修课后,钱理群教授将再编一本教学实录作进一步的探索。语文新课程标谁要求高中语文开设选修课的比重很大,势在必行。大师级的学者到中学开选修课是一种大胆的探索和有益的尝试。作为全国第一位大师级学者在中学开选修课,钱理群教授可称得上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钱理群教授以做教师为荣,他认为中学教师的功能,是让中学生能感悟其成长之美、求知之美、树人之美,为今后人生之旅留下闪光的回忆。钱理群教授并不奢望所有的中学生都读懂鲁迅,中学阶段读鲁迅,懂得个大意,有所了解,有所感悟就够了。相信鲁迅其人、其作品的魅力,相信当代有理想有追求的中学生,他们的心是与鲁迅相通的。

      南京师大附中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创建鲁迅纪念室以来,追寻鲁迅足迹的人络绎不绝。1980年9月28日周海婴父子三人为筹备鲁迅诞辰100周年来南京寻访鲁迅足迹所到之处,到南京师大附中参观鲁迅纪念室和陆师学堂旧址;不久,日本友人、木刻家內山嘉吉夫妇也来访问,內山嘉吉谈笑风生地谈起鲁迅晚年与木刻家的交往,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鲁迅的作品一直是中学语文教材中的重要篇章,南师附中的学生学起来显得更加亲切,常常有“我读鲁迅”的佳作发表在报刊上,正值鲁迅诞辰125周年、逝世70周年之际,南京师大附中还跟《中学生阅读》(高中版)联合举办“我读鲁迅”的征文活动,让一个真的鲁迅活在广大中学生的心里。

      在南师附中的校园里,有五尊塑像:鲁迅,这里是鲁迅生活过的地方;严济慈,曾当过附中的物理老师;巴金、胡风、袁隆平是附中曾经培育的精英代表。钱理群教授在附中的一次晨会上说

      请你们再仔细地读一读每一尊塑像的题词:“学习鲁迅精神”、“掏出心来”,这不正是凝结了一个世纪的人文传统吗?“科教兴邦”、“科学探秘永无休”,这不正是科学精神的高度概括吗?

      附中就是这样一所高扬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的圣地,正是这样的精神培育了一代又一代的学子。

      让我们“附中人”更多地阅读鲁迅、亲近鲁迅,在这片沃土上更健康地成长。

      (作者单位   南京师大附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