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思和教授 主讲 胡风与巴金[2]

作者陈思和 时间[ 2009-10-24 ] 来源南京鲁迅纪念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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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思和  现任复旦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中文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同时兼任《上海文学》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文艺学学会副会长,中国当代文学学会副会长,上海市作家协会副主席等职。主要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外文学比较和当代文学批评。

胡风与巴金
陈思和

      我非常高兴来到南师大附属中学与同学们交流,刚才钱理群老师带我到校园里转了一圈,我看到了很多很多我非常敬仰的科学家、教育家都是诞生在这样一个摇篮里,我对这样一个美丽的校园充满崇敬,同时,我看到校园里诸位同学朝气蓬勃的脸庞非常感动,因为,这个摇篮已经有悠久的历史,在这里走出去那么多大师,学校采用树立铜像,建立校史馆的方式,给大家建立一个爱校的传统。我认为这样做非常重要。今天的社会是一个极其庸俗的社会,一个人应有的人生理想被社会扭曲和抹煞,而人的心里变得一团漆黑。现在社会、家庭、各种场所到处弥漫的是如何赚钱,如何做老板,如何发财,等等舆论,严重戕害了青少年的心灵。这种庸俗风气由来已久,那么,从这个摇篮里走出去的大师们,恰恰是跟这个庸俗的社会做斗争,并且付出了很多代价以后才获得光辉成就,所以我觉得你们有这样一种幸福,能够踩着大师们的脚印走向社会,这个条件是很多很多学校不具备,有些学校也是名校,但是我们现在通常来衡量一个高级学校,或者是重点学校的标准,通常社会上的标志都是有没有资助,有没有科研经费,有没有几栋大楼,等等,但我觉得,南师大附属中学这样一个学校,我觉得它有更重要的一种财富,这种财富就是它确确实实培养了那么多的大师。这是再多的金钱也是买不到的。那我今天想跟大家交流的一个题目是:胡风与巴金。

      这两位作家,在我们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确确实实是大师级的人物,有幸在这样一个学校里,差不多是同时出现的。胡风大概是23年到25年,巴金是24年前后,25年毕业。两个人几乎同时在这里学习,而且两个人又同时在文坛上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1930年代以后,巴金是作家,胡风是文艺理论家,他们的作品,他们的思想,包括他们所走过的道路,对我们的今天的文学和今天的知识分子的道路,有很大的启示。所以我非常高兴能够来到这里做报告。首先是这个学校对我有吸引力,其次是这个题目对我有吸引力。

      我最近刚刚写了一篇文章,是讨论像巴金这样一个作家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意义。这篇文章还没写完,正写了一半,但正好写到我今天要讲的题目。我觉得巴金与胡风这两位前辈对文学史上的贡献是非常大,甚至可以说,他们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影响和作用,远远大于他们自己的著作。为什么?我先讲一个题目,就是胡风和巴金在文学史上承担了一个特殊的作用,什么作用?这个与你们的学校也有关系。刚才我看了胡风塑像和鲁迅塑像,巴金和胡风在年轻时代都有过一个非常值得纪念的历史阶段,就是他们都有幸直接在鲁迅的身边,接受鲁迅对他们的教诲和影响,而他们这两位作家又是在鲁迅身后直接继承和发扬鲁迅的精神,把精神火种传播开去。我们知道20世纪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发展当中,鲁迅是一个代表性的人物,可以说,鲁迅的精神就是五四精神,也就是五四精神的最核心,最积极的部分,鲁迅先生是1936年去世的。但是一直到今天,我们都在纪念鲁迅,学习鲁迅,也就是在继承和发扬鲁迅的精神。

      那么,今天还有没有鲁迅的战斗精神,这样一个传统,在我们当代生活中还存在吗,当然大家的答案都不一样。我觉得这个题目很复杂,也很深奥,可能同学们还没有接触到这样大的问题,将来如果有同学读大学文科同时又进中文系学习,会慢慢读鲁迅的书,感受鲁迅的精神。从鲁迅去世到今天我们学习鲁迅,有个“中介”,那就是通过鲁迅的一代一代的学生,把鲁迅的精神继承过来、弘扬开去,身体力行。我觉得,鲁迅去世后,鲁迅精神的传播发扬,主要是通过两个人:一个是通过胡风,一个是通过巴金,为什么这么说?

      我们回过去来讲,就是1934年到1935年,鲁迅的一生我们大家都很了解,他是一个始终在抗争他那个时代的生活环境所弥漫的平庸与压迫的人,同学们可以去读鲁迅先生的《狂人日记》、《野草》等作品,一般人都觉得是很正常的生活状态,鲁迅却看出那是一个吃人的社会,这就是跟平庸斗争,人人都认为很正常的日常生活,为什么鲁迅认为不正常,因为这个生活的背后有很残酷很强大的力量,左右着我们的社会发展。鲁迅先生深深知道旧社会的强大,他从事这样一种斗争并不是通过他个人,他不是一个孤独的个人英雄主义,比如说的德国思想家尼采,你猜对德国平庸社会也进行过严厉的批判,但他是一个个人主义者,就自己一个人发疯一样写文章,骂社会,虽然战斗了,但是他是一个孤独战斗者;而鲁迅不是一个孤独的战斗者,他的一生都在批判社会批判他周围的环境,与自己的环境作斗争,在这么一个过程中,鲁迅自始至终是在找他自己的同盟军,希望找到更多的人团结起来一起战斗,所以,如果了解鲁迅生平的同学就知道,鲁迅一生所从事的是不断与社会的进步力量“结盟”战斗的工作。

      鲁迅早年参加过光复会,那是为了反清,辛亥革命胜利了,他马上就投入到绍兴的光复活动,后来,五四运动前后,《新青年》杂志竖起了新文化运动的大旗,他又参加了《新青年》编辑部,与陈独秀他们结成一个阵营。然后到了二十年代的大革命时代,鲁迅从北京跑到厦门,跑到广州,参加了革命,他担任了中山大学的教务长。一直到20年代末国共分裂,大革命失败,鲁迅跑到上海,想与最革命的力量联起手来,开始他寻找到创造社,创造社没有跟他联合,反而把他当作敌人来批判。后来中共发现这个问题,阻止他们跟鲁迅吵架,组织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下正式成立,把鲁迅推为左联的领导,其实都有地下党在领导,但是名义上是把鲁迅推到前面。鲁迅也知道自己被利用,可是他愿意。这就是说,鲁迅一生都在寻找这个社会最有生机,最激进,最革命的力量,然后就与之合作,五四的时候,《新青年》编辑部最革命,北伐战争的时候国民党最革命,三十年代以后是共产党最革命,鲁迅是一个超前的人,他的思想,他的反叛意识和革命需求都要比当时最激进的社会思潮更加激进,或者说更加前卫,每次跟激进的力量结合以后,就能看出这个组织也有问题,也不符合他预先设想,但是他还是愿意团结更多的人进行反抗社会,鲁迅就是这样,他一生各个历史阶段,总是团结一大批人。我们现在研究鲁迅,可能同学们读过很多鲁迅的传记,有些只写鲁迅的脾气不好,说鲁迅多疑,好斗,容易生气,不容易跟人家合作。其实不是这样的,我觉得这是对鲁迅的一个很片面的了解。代表着鲁迅一生主流的,恰恰不是跟人家吵架,而是不断的寻找团结,他总是希望跟人家合作,有更多的力量来战斗。鲁迅病重到去世之前,有一天半夜里醒过来,叫他太太把灯开开,然后叫她从头到尾看,许广平有点害怕,不知道他要做什么,鲁迅当时是突然想到,窗外便连接着整个世界,有很多人,所有的远远近近的人都与他有关系,他脑子里时刻想到,我不是一个孤独的人,而是一个进步社会力量的结合体。
 
      晚年的鲁迅,许多传记著作都渲染了鲁迅晚年的孤独。鲁迅开始是左联的盟主,可是后来跟左联的地下党领导,周扬,夏衍等一伙人关系不好。这个发生了很多的原因,主要是这些青年领导者对鲁迅很不尊重,慢慢就与鲁迅的关系就疏远了,在这个时候,鲁迅就特别相信一个青年,胡风,可以说,胡风是鲁迅最相信的人,胡风是鲁迅始终相信的人,可是胡风当年也是左联的一个领导人,后来跟周扬闹矛盾,周扬他们就怀疑胡风与国民党有关系,胡风就离开了左联,以后一直跟随鲁迅。周扬他们不断跟鲁迅说,胡风这个人很可疑。进行挑拨离间。好像茅盾、夏衍他们都找机会跟鲁迅说过,但鲁迅很不高兴,也不信。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就是鲁迅为什么这么相信胡风?

      当时很多人都不喜欢胡风,跑到鲁迅的面前去说胡风的坏话,可是,鲁迅自始至终相信胡风,不仅相信,而且一直支持胡风搞的许多文学活动。胡风是一个领导能力很强的人,团结了很多青年人。我认为有一个原因,就是鲁迅之所以喜欢胡风,就如鲁迅所说的,胡风的性格太耿直,容易得罪人,但这个人是一个积极向上的好青年。鲁迅为什么高度评价胡风?第一是鲁迅本身的性格是一个非常直爽的人,也是很容易得罪人的,但他们都一点也不圆滑,所以彼此很信任。第二就是,当时中共地下党组织中间有一个更机密的组织叫特科,也就是像我们今天的情报部门,是当时周恩来直接领导的,这个特科跟鲁迅一直保持着联系,所以不是一般的地下党组织。当时跟鲁迅发生关系的特科成员,后来担任周恩来的秘书,吴奚如写回忆录,就写道,中共红军的著名领袖方志敏,被抓到国民党牢里枪毙以前写出了两本书,一本书是《可爱的中国》,很有名的,方志敏在狱中把这个书稿写成后,通过人家秘密带出去,就找到鲁迅,由鲁迅转出去,这个渠道都是地下党里更机密的人做的,这个传递过程中,胡风也是其中一个环节,至于是通过什么样的关系,现在都不知道。所以,吴奚如在回忆里面写到,方志敏的文章就是通过胡风转给鲁迅,说明当时中共地下党的特科人员对胡风是很信任,信任度到什么程度?我们今天也不知道,但是这个里面胡风是起了作用,而这条秘密的渠道,左联的人是不知道,左联以为自己是代表革命的中共组织,其实这个里面还有更机密,大家可以想像到,鲁迅是知道这个秘密的。特科怎么通过这个关系来联系,至于胡风本人知道不知道,我就不知道了,至少地下党是信任胡风,但是这些情况,周扬是不知道,周扬是从国民党方面听来的消息,说胡风有问题,所以他们老是在鲁迅那儿讲胡风有问题,这个事情闹得鲁迅与左联关系很紧张。最后左联解散了,是第三国际命令周扬把左联解散的,但是当时周扬把这件事告诉鲁迅时,鲁迅不同意,他认为左联是一个战斗很多年的组织,不应该草草解散,至少也要公开说明一个解散的理由。但是周扬不听这个话,也没通知鲁迅,就自说自话把左联解散。对这件事鲁迅是非常生气的,后来周扬另外成立了一个中国文艺家协会,为了搞统一战线,鲁迅就拒绝参加,导致了鲁迅周围的一批青年作家都拒绝参加。这个事件说起来很复杂,同学们知道一点情况就行了。

      鲁迅晚年跟左联发生冲突以后,很多研究鲁迅的论著都把鲁迅写得非常孤独,鲁迅当年写过一篇小说叫《出关》,写老子骑了一头青牛出关西行,那个故事是写老子,很多人都认为鲁迅是写自己,最后就孤独地出走了,很多研究鲁迅的人都说鲁迅很可怜,其实不对,我认为鲁迅在生命晚年经历过一个很辉煌的时期,以前的鲁迅都在寻找一个激进的社会组织,然后跟他们合作,多少也有些妥协的意思在里面。而在鲁迅的生命最后几年里,鲁迅不是去找一个更激进的社会力量,而是主动团结一大批人,1934年到1935年,鲁迅把当时上海最激进也是最优秀的一批文学青年团结在身边,这批青年有胡风,箫军,箫红,黎烈文、巴金,黄源,赵家璧、吴朗西等等,那么这批人是干什么的?他们都是朝气蓬勃的文学青年,大概年纪都在30岁左右,都小有地位,小有名气,他们大多数都不是左联成员,也不是右派,而是自由职业者,有自由主义的倾向,但是他们在政治上都是倾向进步,都不喜欢国民党政权,反对当时的专制体制,反抗当时的黑暗社会,这一点他们是有共识的。而且这批青年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与当时的都市媒体相联系,许多人都拥有一份杂志或者出版社,按我们今天说法,就是掌握了这个城市的媒体,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的媒体,比如当时的巴金与友人吴朗西创办了一个出版社,叫做文化生活出版社,巴金是总编辑。吴朗西是发行人。这个出版社不是像现在的书商整天为了赚钱,巴金他们完全是义务劳动,推动文化事业,巴金当了这个出版社的总编辑后,推出了好几套大型丛书,最有影响的是文学丛刊和译文丛书,把当时许许多多重要作家的作品都包括进去。比如大家都知道戏剧家曹禺,曹禺所有的戏剧都是巴金在文化生活出版社给他出版的,还有很多年轻作家的作品也都是巴金推出的,我说这等于是中国文坛在后来抗战时期的半壁江山。巴金刚刚担任总编辑时要创品牌,就去找鲁迅,鲁迅一口答应,鲁迅晚年的重要的作品全部交给巴金、吴朗西出版。当时有人不理解,包括有一个日本人增田涉,也不理解,问鲁迅,你为什么要与巴金合作,鲁迅就回答说,巴金做事情认真。他喜欢那种办事认真的精神,所以文化生活出版社是鲁迅一手培养,因为鲁迅的大力支持,这个出版社很快就变得实力很雄厚,而且巴金吴朗西等都不拿薪水,把赚的利润再投入出版,这样就由小变大,到40年代中后期的时候,文化生活出版社成为当时非常出名的出版社。

      赵家璧也是这样。这个人是从光华大学毕业,毕业以后在良友图书公司工作。这是一个做时尚杂志的公司,但是赵家璧去当编辑以后,主动去找鲁迅求得支持,鲁迅不仅把自己的著作给他出版,还参加他主编的中国新文学大系的编选工作,那可是一套规模宏大的文学大系,当时赵先生只是一个刚刚毕业的大学生,他请的十个主编,胡适,鲁迅,茅盾,郑伯奇、郑振铎,朱自清,周作人,郁达夫、洪深、阿英等,都是辉煌大家,一个本科刚刚毕业的大学生,能够把那么多人调动起来,这是很难想象的!他为什么能做到,因为首先是有了鲁迅的支持。这个出版社的规格就提高了,所以良友图书公司也逐渐变成一家很著名的出版社。

      除了两家出版社外,这批青年人里面还有一个叫做黎烈文,他是一个法国留学生,回国以后就担任了上海最大的报纸,《申报》的副刊叫“自由谈”,他去了以后,鲁迅全力支持他,鲁迅后来有两本书,一本叫《伪自由书》,一本是《准风月谈》,这两本书都是在这个“自由谈”上面发表的。鲁迅在《自由谈》上发表了很多很多文章,引起了社会上保守势力和反动势力的忌恨,后来就把黎烈文解雇了。黎烈文就自己办的一个杂志社,叫做《中流》,当时在30年代的上海很活跃。还有一个作家靳以,他是巴金的好朋友,也是曹禺的好朋友,当年曹禺的《雷雨》就是交给他的,他把这个稿子给巴金看,巴金等于是一个编委,巴金看了以后当场拍板,立刻就发表了,人们说巴金慧眼识曹禺,但是这个中间有一个重要的过程就是靳以。靳以这个人文笔很一般,但是一个优秀的编辑人才,在30年代的上海,他主编了两个杂志,一个叫《文季月刊》,一个叫《文丛》,巴金的《春》就是在后面一个杂志上发表的。这样的杂志编辑还有很多,比如黄源,去年刚刚去世,当时是鲁迅非常信任的助手,鲁迅主编《译文》杂志,黄源是他的助手,等等,大家想想鲁迅的周围团结的一大批文学青年,而这批文学青年当中至少有两家出版社,五六家杂志社,在上海足以能够产生重大的影响,而且这里面有一大批优秀作家,他们这些人,紧紧团结在鲁迅的周围。
巴金的回忆文章说,我当时也不知道文坛的是非,我只相信先生,这个先生就是指鲁迅,先生认为这个不对,他就不做,先生认为这个事情对的,他们这批青年人就去做,周扬成立了一个文艺家协会,鲁迅不参加,鲁迅一不参加,他们这批人都不参加,后来他们另外发表了一个宣言,就是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完全形成了在上海独立的战斗的团体,所以研究者认为鲁迅晚年很孤独很凄凉,我不这么认为,我认为鲁迅晚年是非常辉煌的,他这个时候终于独立地高高举起一个反叛的旗帜,他们如何战斗,如何批判旧社会,完全是独立的行动,是靠他团结了这么一大批青年作家,而这些青年作家在中国当时的文坛上形成的一个不可忽略的地位。

      但是很不幸,就在这个事业走向辉煌的时候,鲁迅先生去世了。

      鲁迅把这批青年作家团结在一起,直到他去世,前后不过三四年的时间,但那股力量在当时已经成为中国文坛最有希望的力量。上海是一个花花世界,所谓的海派文化,主要体现在整个文化市场上的通俗杂志,软性杂志,时尚杂志,多得不得了,但是真正的文学创作非常少。但是这个时候,鲁迅先生团结了这么一大批有为的,向上的,认真的年轻作家,我觉得非常不容易,如果不是鲁迅的早逝,那么30年代后半叶到40年代,中国的文学事业的发展是我们今天所无法想象的。但非常不幸的是,1936年,鲁迅先生去世了。鲁迅去世以后,鲁迅团结起来的凝聚起来的这样一个文学力量散了,紧接着是抗战爆发。但是我认为他们最后一次集体行动就是鲁迅的葬礼,如果同学们到上海,有机会去看看鲁迅纪念馆,这个纪念馆里有一段影片就是鲁迅的葬礼,这个里面差不多有两批人,一批是社会名人,由这批人组成的一个鲁迅治丧委员会,但是操作鲁迅葬礼的是一批年轻人,也就是以鲁迅为旗帜的文学新生代,这批新生代,最经典的一张照片就是他们参加了鲁迅的灵柩的守护,就是胡风,巴金等等这批人,这批年轻人自动的凝聚起来,鲁迅去世到鲁迅葬礼,没有人领导他们,组织了那么一个辉煌的有生有色的葬礼,最后几万人,上街游行,完成了鲁迅的葬礼,这个是非常了不起的,可以看出这批青年人的能量。但是后来因为抗战爆发,中国文坛的这股力量就散了,但是散掉以后,鲁迅的精神所凝聚起来的传统,其实被两个青年人最好地继承下来,一个是胡风,一个是巴金,胡风先生最辉煌的时代是抗战,把鲁迅先生的很多文学思想,战斗精神都熔化到他的编辑工作之上,他这个编辑是非常有特色,抗战期间,胡风先生主编了《七月》。

      抗战期间,胡风编了一个很重要的杂志《七月》,他高举了两面旗帜,一面是抗战的大旗,另一面是高举鲁迅先生的大旗,通过他的编辑活动,把鲁迅的精神重新凝聚起来,《气月》发现了很多优秀的文学青年,培养了很多优秀的作家和诗人,这些作家和诗人形成一个很重要的流派,就是“七月流派”。胡风先生是一个很有个性的理论家,他的杂志吸引了很多的年轻人,当然这些青年主要是中学生,大学生,他们觉得胡风的理论很好,他们就根据这个理论来看人生,紧紧团结在胡风的周围,他们的创作风格和语言风格都很接近,文学史上称之为“七月派”。当然胡风的理论是他自己通过实践出来了,但是他的精神导向是鲁迅先生给的,包括他对旧社会的不妥协的斗争,他对旧社会的批判不是消极的,被动的,而是充满了战斗主体的精神,这就非常大的吸引了当时的青年人;包括他对年轻人的无私的热爱,跟鲁迅一样,鲁迅当时就是团结了一大批的年轻人,胡风当时也团结了一大批年轻人,那些诗人的审美风格和语言风格都非常的接近,而且创作很有个性,是这么一个集体,抗战以后,胡风先生编了《希望》,又团结的一批人,这样一个精神,一直到1955年,50年代以后,因为各种原因,胡风先生遭到了一些冤案,从鲁迅先生去世36年到55年的二十几年里,胡风先生非常好的继承和发扬甚至传播了鲁迅精神,鲁迅的战斗精神,通过胡风这么一座桥梁给继承下来了。

      另外一条精神血脉线是通过巴金来传承的。巴金先生主持文化生活出版社的过程中,也是团结了一大批青年。刚才我说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了文学丛刊160种书,包括其他丛书,大约总共编了两三百本书。当时的情况是,抗战的烽火连天,一直在打仗,处处是战场,巴金等于把出版社放在口袋里,他跑到广州就把出版社带到广州,后来广州沦陷,又跑到桂林,马上又办了一个桂林分社,后来桂林发生了战斗,又办了文化出版社的重庆分社,等等,走到哪里就把出版社搬到哪里,一路上不断的编书出版,就这样推出了几百种书,把大批的文学青年凝聚起来,成为中国40年代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学现象,如果没有巴金先生主编的文化生活出版社,我可以想象中国有一半的作家都出不来了,很多人都是因为这两条精神血脉走上了文坛,成为新文学的一名成员。

      所以,我觉得这两股精神脉络一定要弄清楚,这包含了鲁迅对青年一代作家的支持和培养,就是这样一个鲁迅精神,并没有随着鲁迅的去世消失,而是靠两个青年知识分子的战斗,把精神力量保存下来,积累起来,通过两个出版社,把文学精华凝聚起来,然后发扬。这样的精神又培养了后面的一大批作家。我们今天,包括我们——钱老师和我这一代,都应该说是胡风先生和巴金先生的受惠者,由于他们在抗战期间那么艰苦的工作,使这样一个鲁迅的精神传统坚持传到现在,过去有一句话,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是他们的艰苦的努力,使鲁迅的战斗精神,也就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宝贵的知识分子的战斗精神,慢慢地一代一代传承下来,所以我认为,胡风先生和巴金先生是起到这样一个桥梁的作用,别的作家也能够写出漂亮的文学作品,像张爱玲也写了大家很喜欢的小说,但是他们都不可能起到像胡风先生和巴金先生在文学史上非常特殊的作用,这种作用就是弘扬了一种伟大的精神,我认为这个是作为大师的标志。

      一个大师不仅仅是一个工匠,是一个职业作家,而且是一个知识分子,是具有人文精神传播的人,从这个意义上来,巴金先生和胡风先生都当之无愧是当代文学大师。

      好像给我的演讲时间是一个小时,时间差不多,本来想讲讲胡风和巴金之间的关系,时间关系就到此为止。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