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新版《鲁迅全集》谈到鲁迅研究的现状

作者 时间[ 2009-10-24 ] 来源南京鲁迅纪念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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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漱渝  北京鲁迅博物馆原副馆长兼鲁迅研究室主任。兼职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九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鲁迅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华文学史料学会副会长、中国丁玲研究会副会长、中国现代文化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南社及柳亚子研究会理事。

陈漱渝

      感谢各位在百忙之中来听我粗浅的发言。我现在的心情是既感到亲切又感到紧张。之所以感到亲切,因为我当过十四年的中学老师,我知道这一行的甘苦,也为这一行付出了我一生当中最为宝贵的青春。今天同行相见,自然感到一见如故,所以我很愿意坦诚地谈出我的一些看法。之所以又感到紧张,是因为我对自己的发言并没有自信。今天在座的有很多行家。有一位著名的文艺批评家叫做闫纲,他是陕西人。他在谈到当前人文环境时,说了一句外糙理端的话,叫做“尿不到一个夜壶里”;也就是说,当前有很多问题根本就谈不拢。所以发言是一种冒险的事,容易惹一身麻烦。我准备出一本书,就叫《祸从口出》。下面我举个例子:

      今天南京鲁迅纪念馆开馆,主要展出鲁迅在南京的史料。我们知道,鲁迅是在1898年5月份到南京的。这一年的6月11日至9月21日,发生了中国近代史上的“百日维新”。在这103天当中,光绪皇帝采纳了康有为、梁启超的主张,发出了几十道改革令,如废八股,办学堂,开银行,设译局,精兵简政,广开言路,等等。“百日维新”虽然没有动摇清王朝的体系,却开了中国现代化的先河,自有其进步意义。但近来却有些文章和著作揭露康有为,说他抬高身价,欺世盗名,特别是所谓“公车上书”,可以说是历史上一次成功的大欺骗,因为康有为的这份万言书根本没有呈递给皇帝。但另外一种说法是,从1888年到1898年,康有为百折不挠,曾经七次上书给皇帝。第一次上书被当政大臣截留。1895年他组织了一千多个应考举人联名上书,即“公车上书”,也没有到达皇帝面前。马关条约签订之后,原来联名的举人们纷纷离散,但康有为仍然以“公车上书”的呈文为基础,以个人名义第三次给光绪上书,终于递到了皇帝手中,并使皇帝深受感动。这就为1898年的维新运动奠定了基础。如果史实如上所述,那把康有为说成“骗子”是否合适呢?

      我们知道,鲁迅在南京求学期间主要接受了严复翻译的《天演论》的影响,知道生物界在激烈竞争的过程当中,弱肉强食,适者生存。当时那些忧国忧民的爱国志士,由生物界的竞争联想到人类社会,联想到中国在世界格局当中的地位,深感中国再不奋发图强,结局将会亡国灭种。达尔文提出《进化论》到现在已经150多年了,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也不断受到质疑。1976年,德国学者哈肯提出了一个“协同论”,讲宇宙万物其实是一个互相协调、互相依存的系统,斗争是有的,但并不是绝对的、普遍的。比如植物为什么会有各式各样的颜色呢?这是为了吸引昆虫,以便昆虫能找寻到自己。在昆虫寻花采蜜的过程当中,植物完成了授粉作用。这样一来,昆虫自己生存了,又促进了植物的繁衍,所以昆虫和植物双方不是生存竞争,弱肉强食,而是一种双赢的关系。以上三个例子说明,我们当前所处的时代,是一个意识形态多元并存的时代,是一个变革的时代,转折的时代,也是一个怀疑的时代,不断探寻真理的时代。在这样一个大时代,思想文化界出现一些不同的声音,再正常也不过了。胡适先生好象引用过一句古话,叫做“善未易察,理未易明”,就是优点长处不是很容易被人发现,真理也不是很容易就被掌握。所以在当前这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人们都需要心态宽容一点,多一点兼容性,听听别人的话语当中有没有点点滴滴的合理的部分。合理的就吸取,不合理的就剔除。要求一个人说的话每一句都正确,那没有一个人可以说话;要求一本书完美无缺,那就没有一本书可以阅读。要求一个人只有优点,没有缺点,那没有一个人配活。这也是鲁迅的思想:反对求全责备。我希望诸位对我今天的发言,也采取一种包容的态度。

      我今天发言的题目,叫做《从新版〈鲁迅全集〉谈到鲁迅研究的现状》。这个题目有点夸张,因为会议主持者只给我一个小时,我不可能展开来谈这个题目,只能浮光掠影的讲一讲。

      大家知道,在《鲁迅全集》的出版史上,有三种主要的版本。第一种就是1938年版《鲁迅全集》。1938年上海沦为孤岛的时期,鲁迅夫人许广平主持编辑了20卷的《鲁迅全集》,其中包括著作、翻译和辑校古籍。当时是战乱年代,不可能搞什么注释,而且20卷价格也比较昂贵,不便于一般读者购买。但这是一个重要版本。建国以后,执政党弘扬鲁迅精神,一解放就成立了鲁迅著作编刊社,由鲁迅研究的通人冯雪峰来主持工作,对鲁迅的作品第一次进行注释。这个版本从1956年到1958年陆续出齐,其特点是专收鲁迅的创作、评论和文学史著作等,不收译文和辑校古籍,而且第一次选收了鲁迅书信。鲁迅的著作从1958年版开始有了注释。第三个版本就是1981年版。1975年10月28日,鲁迅的儿子周海婴给毛泽东上书,就鲁迅著作的出版和研究的问题提出了意见和建设,比如建议出版全部现存的鲁迅书信。毛泽东在11月1号作了批示。这封信是由邓小平送到毛泽东手中。这是毛泽东关于文艺问题的最后一个批示。在这个批示的鼓舞下,全国29个省市专业和业余的研究者通力合作,在1981年推出了16卷版的《鲁迅全集》。鲁迅的著作由原来的10卷扩充到16卷,注释扩充到240万字,这是出版史上的一个盛举。大家对81年版的评价很高,用三句话来概括:第一收罗比较齐备,第二校勘比较精确,第三注释比较详尽。

      既然81年版这么好,为什么在去年的11月还要出2005年版的《鲁迅全集》呢?这是因为从1981年到现在又有将近1/4个世纪。在这近25年当中,鲁迅研究的资料不断丰富,鲁迅研究者的观念也在不断调整,不断更新,所以回头一看,就发现81年版虽然不错,但也有缺点:虽然搜罗比较齐备,但并不是没有遗漏;虽然校勘比较精确,但并不是没有错谬;虽然注释比较详尽,但并不是没有失误。于是重新修订《鲁迅全集》的任务就提上了日程。在中外文化史上,文化经典都要经过后人的反复校勘辑录注释,这是一种带规律性的现象。《鲁迅全集》需要不断的修订,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比如说,1981年版校勘比较精确,但是也有一些讹误。校勘的重要性在什么地方呢?我们从事鲁迅研究或者是鲁迅作品的教学,必须要有一个可靠的文本。特别是语文老师讲课,讲解鲁迅的作品,往往说无一字无妙处。没有一个准确的文本,分析鲁迅作品就相当于瞎子看匾,你说是这三个字,他说是那四个字,其实匾还没有挂呢。没有一个文本作为依据怎么研究、怎么教学呢?鲁迅本人对于校勘工作就特别重视。他编过一本《嵇康集》——嵇康是魏晋时期一个很著名的散文家。鲁迅编《嵇康集》,从1913年到1931年,18年间反复校勘了十次。鲁迅的第一部白话小说集《呐喊》,在他生前再版了二十三次。在不断再版的过程中也有修订,到了第十三版《呐喊》才成为定本。在十三版以前,《呐喊》中收有一篇小说叫做《不周山》,也就是现在收到《故事新编》中的《补天》。创造社有一位批评家叫做成仿吾,他说《呐喊》中的作品大部分都是平庸的自然主义之作,只有《不周山》这一篇非常好,是表现主义的杰作。鲁迅一怒之下,就把这篇抽掉。所以十三版以后,《呐喊》当中就没有《不周山》,后来改名叫做《补天》,收进了《故事新编》。《呐喊》的第十三版虽然是定本,可是印出来以后错字很多,鲁迅自己写了两页手稿,就是《〈呐喊〉正误》,校正了45个错字。可见鲁迅对校勘工作很重视。我们现行的语文教材中都选有鲁迅的《社戏》,其中有一句话:“一座戏台,模糊在远外的月夜中”。什么叫做“远外”呢?实际上“外”字错了,应该是“处”字。把“处”字排成了“外”字,这是错误。在鲁迅的文本当中还有一些疑点。比如小说《风波》里的主人公七斤,捏着六尺多长的湘妃竹烟管吸烟。六尺不是两米吗?我一米八,这个烟管比我还高,怎么点着的,我也不知道。所以81年版文字有错误,有疑点,需要再校勘。校勘工作太复杂,只能简单说说。

      鲁迅的作品原来有手稿,最初发表在报刊,后来结集出版。手稿、报刊、文集中的文字不尽一致。大家都熟悉《孔乙己》。这篇小说收进《呐喊》之前,鲁迅修改了五六十处,比如说“小伙计温酒”,报刊发表的时候是“烫酒”,鲁迅后来把“烫”改成“温”,更符合喝黄酒的实际。原来写到“短衣帮”和“长衫客”,在曲尺型的柜台内外,一个站着喝,一个坐着喝。报刊发表时写的是“长衫客”坐到柜台里面慢慢的“吃喝”,收集子时候,鲁迅把“吃喝”改成了“坐喝”。一个“长衫”,一个“短衣”,一个站喝,一个坐喝,两个阶层,鲜明对比。这是鲁迅锤炼文字的成果。但也不见得都改得好。比如《一件小事》,原来在《晨报副刊》发表,后来收进《呐喊》。那里面写一个“大风天”,“我”坐上人力车上班,风一刮,一个老太太的衣服挂在车把上,一不小心就摔倒了。人力车夫立即停下来,把老太太扶起来,扶的时候说了一句话。在《晨报副刊》发表时是“您怎么啦”,81年版改为“你怎么了”。但是我觉得用“您”这个代词比较符合北京人的口语特征。北京人是讲礼节的,一个晚辈对一个老者更是应该用“您”。2005年版又把“你”改成“您”,我觉得是正确的。所以形成一个好的版本,要靠校勘。

      再谈注释。81年版的注释部分是最精彩的部分,就好比一部交响乐中的华彩乐章。81年版的注释有23400多条。搞两万多条注释谈何容易?我们知道法国有一个大学者狄德罗,《百科全书》派,学识太渊博了。他在20年中,撰写的关于哲学、史学的条目有1000多条,就是说一年平均能写50个词条。如果以狄德罗的水平和速度来注释《鲁迅全集》,需要468年,所以新版《鲁迅全集》的注释绝不是依靠个人的力量、个人的智慧所能完成的,而要依靠集体,依靠团队。注释干什么用?我觉得注释的主要作用是疏通文义,帮助读者了解鲁迅作品的本意。注释涉及到很多人物,很多历史事件,还有机构,社团、报刊、词语,方方面面,等于疏通条条河道,让河水畅流,通达鲁迅文化思想的汪洋大海。所以注释应该起疏导的作用,而不是发表注释者本人的见解。我刚才讲,现在每个人的想法都不一样,如果每一个注释者都借机发表自己的见解,那不就乱了套吗?像81年版就有一些毛病,我举一个例子。比如老师们教过《论“费尔泼赖”应该缓行》这篇课文。“费厄泼赖”是英文当中的一个词汇,讲在体育竞技当中要光明正大,不用不正当手段。可是81年版的注释说这是资产阶级用来掩盖自己的丑恶和麻痹人民群众的一个漂亮的口号。在我看来,这一句话就属于“画蛇添足”。因为鲁迅写这篇文章的本意,并不是来评论英国文化。鲁迅在文章一开头就讲,我不懂英文,也不懂这个词的含义,但是林语堂把这个词理解为“不打落水狗”,如果是这个意思,那我就要发表一番议论。因为狗落水了,你看它挺可怜的,可是狗性不改,它浮上岸来,还是要咬你。至少耸身一摇,溅你一身的脏水。所以落水狗如果不打,就会反而被狗咬,“自家掘坑自家埋”。鲁迅讲的是这个意思。所以搞注释,应该力求客观,学理化,不必借题发挥,发表注释者的个人意见。还有像林语堂提倡幽默,81年版注释说这是为国民党统治粉饰太平。这样注释也是以偏概全。因为幽默是一种美学风格,难道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哭丧着脸,不幽默吗?幽默有什么坏处,有什么罪恶呢?幽默感能增加一个人的亲和力,能增强一篇文章的感染力,所以林语堂在20年代提倡幽默是有功的。但是他在30年代提倡幽默,把幽默的作用夸大到能够制止战争,缔造和平,拯救世界,弄得无处不幽默,鲁迅就不赞成了,不以为然了。所以引进幽默这个美学的概念,林语堂是有功的,也有失误,但不是一味为国民党粉饰太平。林语堂有句话:“自古未闻屁有税,如今只有粪无捐”,形容国民党治下苛捐杂税太多,连放屁拉屎都要收税,这怎么是粉饰太平呢?所以像这样的观点夹在注释当中很不合适。这是我的看法。

      《鲁迅全集》除了需要重新校勘文字、修订注释,内容也需要增删。比如,近年来,经过绵密考证,确认了24篇鲁迅佚文,又新发现了18封鲁迅书简,这些当然需要增补。还有些内容需要删除或调整。1963年11月,上海鲁迅纪念馆的研究人员以“纪文”为笔名辑录了《〈鲁迅全集〉未收书简》,刊登在上海文艺出版社编辑出版的《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第3辑。文中提供了鲁迅致苏联友人的四封书信,即:致北方俄罗斯民族合唱团,致希仁斯基等,致冈察洛夫,致克拉甫钦珂。其中第三、四封书信原信的底稿现存上海鲁迅纪念馆,当确凿无疑。第二封书信系根据俄文重译,虽未见原稿,但鲁迅在1934年10月14日致曹靖华信中已经指出,此信“是它兄(按:即瞿秋白)代写的。”唯独第一封信既未见原件,又没有旁证,依据仅仅是中文版《苏联妇女》1961年2月号列•根德林的一篇文章:《北方妇女的歌声》。该文说:“鲁迅的这封信是1927年高尔基用俄文转寄给北方俄罗斯民族合唱团的。”但据目前掌握的资料,鲁迅生前跟高尔基并无直接联系;此外,鲁迅生前只收集过歌谣而并没有收集过歌曲。由于此信内容不可信,文风也与鲁迅文风不一,故以不收为宜。此外,1933年1月26日和1934年3月16日致台静农的函件因以《二十二年元旦》和《闻谣戏作》为题分别编入《鲁迅一集》第7卷的《集外集》与《集外集拾遗》中,故需要从“书信卷”中删除。

      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在新世纪的开端来着手修订《鲁迅全集》。共襄这项文化盛举的有20多位学者和编辑。在工作中我感慨很多。修订《鲁迅全集》似乎不需要多大学问,学问大的某些人也不屑于做这项工作,因为这是属于鲁迅研究史料学的范畴,比如谁是哪年生的,哪年死的,知道这些又算多大学问呢?没人看得起,编写一千字才20几块钱稿酬。但又不能说这不是学问。在特定的语境当中,一个典故搞不清楚,文章就读不进去。所以现在搞这个工作的学者应该划归文化界的“另类”。去年年初我们在绍兴鲁迅纪念馆为《鲁迅日记》的注释定稿,所在地是一个旅游区,那里“游人如织”,到处都是叫卖声,我们躲在庙一样的房间里面修订《鲁迅全集》,真正是闹中取静,恍若隔世。特别是前年北京“非典”期间,每天都能看到救护车把病人送进医院,而我们却仍然坐在出版社的会议室里开定稿会,每天喝一瓶同仁堂的防非典中药水,也不知是真能防还是真不能防。通过几年的努力,到2005年11月,18卷版的新版《鲁迅全集》终于问世了。

      新版《鲁迅全集》有什么特点呢?从校勘上来看,改正了81年版的1000多处错误,包括标点。第一卷是由北大教授孙玉石修订的,从文字到标点就改正了127处。新增加的注释有1500多条,做重大修改的有2000多条。有些是知识性的,有些是政治性的。我举几个例子:比如注释《民众文艺》,以前只说鲁迅为《民众文艺》校阅稿件,现在我是这么修改的:1924年底至1925年2月,鲁迅校阅《民众文艺》的稿件。时间段非常的明晰,什么时间开始,什么时候终结。原注说鲁迅一度担任《语丝》编辑,现在修改为:1927年12到次年11月,鲁迅编辑该刊。这样给读者灌输的知识就比较准确。有些是政治性的修订。比如鲁迅后期参加过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三个外围组织,一个是自由运动大同盟,一个是民权保障同盟,一个是左翼作家联盟。原来注释说鲁迅是自由运动大同盟的发起人之一,现在我改成“鲁迅列名于该同盟的成立宣言”。为什么这样改呢?如说是发起人之一,那是一种主动的态度;而“列名于”则可能是被动的。这么改比较符合历史实际。鲁迅对他的好朋友许寿裳讲,自由大同盟不是由我发起的,当时只是请我去演说,按时前往,则来宾签名已经有一个,就是郁达夫,演说的次序“我第一,郁第二”,等郁达夫讲完,便先告归,后来闻当场有人提议要成立什么组织,“今天到会的都算发起人”,等第二天报上一发表,我变成了第一名。鲁迅还在给许寿裳的信中写道,自由运动大同盟确实有这个东西,也列有我的名字,原来在下面的,不知怎地,印成传单时,就升为第二名。我最近到上海一些学校团体去演说讲文学,我这个人不知道什么是“运动”,所以讲的内容大多跟该同盟格格不入。可见鲁迅只是该同盟成立宣言上的列名者之一,而不是准确意义上的发起人。还有81年版给一批人戴了“帽子”,有的戴得不对,有的戴得不确,比如说某某是国民党的走狗,某某是特务,某某是汉奸,某某是御用文人,某某是政客,现在这些“帽子”一律都摘掉了,有关人物在具体的语境当中干什么就说他是干什么的。比如有一个人叫做荆有麟,原注释说他是国民党特务,现在改成:荆有麟,1927年5月在南京办《市民日报》,任国民党中央党部干事,1939年加入国民党中央调查统计局等特务组织。这样修改,读者就知道他的人生经历,他在国民党的特务机构当中是一个什么角色。还比如说张资平,一位小说家,过去注释中笼统说他是汉奸,现在我们注释中写明他在抗日战争时期任日伪兴业救国运动本部常务委员兼文委会主席。原来注释中说胡适是新文化运动中的右翼代表之一,现在改成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还有一个哲学博士叫张竞生,他在上海办了一家美的书店。原注释说他宣扬色情文化,经过研究现改成宣传性文化。性和色情并不一样,这样修改比较客观,比较稳妥。

      修订《鲁迅全集》还有一个比较大的任务,看起来简单,但做起来并不简单,就是注释有关人物的生卒年和籍贯。比如说秋瑾,在座的都知道“鉴湖女侠”秋瑾,但如注释她的生年,就可能有两种说法、甚至三种说法。向《辞海》靠拢,那《辞海》都对吗?更何况鲁迅著作里面出现的人物大多数是“名不见经传”,并不是说都有可靠的文献资料作为依据,而且我们有一个体例,如果那个人物还活着,就不注他的生年;他死了以后,就要注明他的生年和卒年。鲁迅同时代人不断的死去,就需要不断增补人物的生卒年,这样一直补充到去年的10月17号,跟鲁迅有过交往的巴金以101岁的高龄去世,最后在11月出书之前,才把巴金的生卒年补充进注释。注人物的生卒年有时候是非常麻烦的。比如鲁迅友人马幼渔的女儿叫马珏,是北京大学的校花,原来是在孔德中学读书,非常可爱。她16岁时有一天放学回家,见到客厅里有一个老头。她爸爸说:“你进来,这就是你平常很崇拜的作家鲁迅。”马珏一看,这个人并不起眼,很普通,穿得也很破旧,呢帽的带子一丝一丝的。后来马珏根据这个印象写了一篇文章,叫《初见鲁迅先生》,发表在她所上中学的校刊。鲁迅一看,觉得非常好,非常真实,所以以后每出了新书都要给她寄,通信有40多封,一直到1933年马珏自由恋爱结婚了,有了丈夫,鲁迅才开玩笑说,那就以不再寄书给她为宜了。可见鲁迅的行为还是很拘谨的。马珏是1910年生的,后来她去了山东枣庄,哪年死的呢?没有搞清楚,就没有注出来。一直到今年春节,我跟北大一个历史教授欧阳哲生打电话,无意当中他说“马珏的女儿、北大杨教授就是我的邻居”。这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跟她女儿一打电话,才知道马珏是1994年在北京去世的,终年84岁,这样在《鲁迅全集》新版的第二次重印时就可以把她的卒年补充进去。还有鲁迅在上海时收到两个杭州中学生的信,一个叫杜和鑾,一个叫陈佩骥,他们编了一个文学刊物《鸿爪》,请鲁迅为他们写稿。年轻人很可爱,还表示要拜鲁迅为师。鲁迅表示,他历来不喜欢以师弟相称;另外他的文章为当局所忌讳,如果投稿,这个刊物就办不了,所以最好不要这样。杜和鑾的生平,什么辞书上也没有。后来听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审李文兵说,他改名为杜草甬,解放后在人民教育出版社工作。我正好有一个堂弟在人民教育出版社工作,经他了解,杜草甬1978年调到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再到那儿去查档案,终于找到了他的一份悼词,知道他于1978年4月7日因癌症去世,终年68岁。还有一个翻译家孟十还,跟鲁迅交往很多,他翻译过普希金的《杜勃洛夫斯基》,鲁迅死前还看过根据这部小说改编的电影《复仇艳遇》。一提孟十还,文学界知道的人很多,但不知道他晚年的情况,一打听,说他解放后就到台湾去了。现在打越洋电话比较方便,多花点钱吧。我就打电话到台湾去。台湾朋友说他跟他的儿子又去了美国。到美国一了解,说他现在成了植物人。他是1908年12月24号生的。植物人还算活人,活人就不用注释生年,所以经过很多周折,了解到的这点资料目前还派不上用场。我举上面这些例子,无非说明搞注释虽然不能说要有多么大的学问,但没有一定的学问和耐心又绝对搞不了。俗说话:看事容易做事难。我参加《鲁迅全集》的注释工作,对这一点体会很深。总之,2005年版的注释对1981年版的注释是一种超越。这并不是说新版《鲁迅全集》的注释者都比前人高明,而只是说他们站在前人肩上,自然超越了前人的高度。完全可以说,新版《鲁迅全集》的注释,比历来的注释都更客观公正,因而也更学理化。

      山西有一位姓韩的酷评家不同意我的这种说法。他发表了一篇哗众取宠的文章,题目叫《这样的〈全集〉我不买》。文章说:“新版的注释,说是要客观公正,我看也不尽然。陈漱渝在答记者问中,为了印证‘客观公正’举了一个例子,说是:如1981年版注释中的‘国民党反动派’,新版改为‘国民党政府’。公正不公正,打个颠倒就知道了。若有人给我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叫‘共产党政府’,行吗?”我们说新版的注释客观公正,是就总体而言,可以举出成百近千条例子。但《不买》的作者为了达到否定新版全集的目的,仅仅抽出这一条说事。事实上,国民党掌权之后,奉行的是“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政策,以党代政,以党治代替法治,所以将当时的国民党的政权机构称之为“国民党政府”是一种比较中性的提法,也是约定俗成的提法,在政治上并无原则错误,在学理上也无原则错误。比如目前最具权威性的《中华民国史》(李新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近史所撰写),在序言部分就把中华民国分为四个时期,即创立时期(1905~1911),南京临时政府时期(1912.1~1912.3),北洋政府时期(1912~1928),国民党政府时期(1928~1949)。《不买》一文的作者自称“老党员”“老干部”,执意要将国民党领导的行政机构跟共产党领导下的执政机构进行类比,是否别有深意,我就不便妄测了。

      2005年出版的《鲁迅全集》不但在校勘和注释上有明显进步,内容也比1981年版更为充实。从16卷扩充为18卷,就充分说明了问题。但也有不同的声音:一是上海一位姓倪的资深学者强烈反对将《鲁迅、茅盾致红军贺信》编进新版《鲁迅全集》书信卷的附录之三。他在《文汇读书周报》写了一篇长文,题为《此信不应编入新版〈鲁迅全集〉》(以下简称《不应》)。二是山西那位姓韩的酷评家,反对将《两地书》原信收进新版《鲁迅全集》的书信卷,理由是既收了定稿,就不应该再收原稿,避免重复。这就是他煽动读者不买新版《鲁迅全集》的一个重要理由。

      据我所知,编入“书信卷”附录三的《鲁迅、茅盾致红军贺信》,在收录进新版《鲁迅全集》之前经过了有关专家的认真讨论。主张收入此信的理由是:此信原载1936年4月17日中共西北局机关报《斗争》第95期,对中国工农红军东征抗日讨逆表示拥护和声援,是鲁迅后期一次重要的政治表态。同年5月8日,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题为《目前形势与今后战略方针》的报告,明确提到“东征动员了全国”,“鲁迅、茅盾等都公开拥护”。同年5月20日,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等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领导人给正在长征途中的党和红军领导人朱德、张国焘等拍发了一封长电,也提到鲁迅、茅盾等来信拥护党与苏维埃中央的抗日主张。这些珍贵文献,都为证实鲁迅、茅盾的来信提供了权威性的旁证。陕北党中央正是在收读这封来信之后,才於1936年4月20日左右派冯雪峰来上海,传达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打倒“四人帮”之后,茅盾虽然多次表示他并未参与起草此信,不愿再牵连进这件事情,但他仍承认鲁迅事前曾跟他谈及此事,并交给史沫特莱去办理。茅盾在致鲍祖宣信中,还提到叶紫当时也知道此事(参阅韦韬、陈小曼:《茅盾的晚年生活》〔七〕,《新文学史料》1996年第3期)。

      反对收入此信的理由是:此信原件未存。知情人冯雪峰、茅盾、许广平等以前的回忆都是说鲁迅等电贺长征,现在发现的却是书信并非电文,内容也不是庆贺长征胜利而是拥护东征,前后矛盾。原来回忆的电文要点计16个字,即“在你们身上,寄托着中国和人类的希望(或‘将来’)”。现已查明,这16个字出自上海抗日救国会给中共中央的来信,跟鲁迅、茅盾完全无关。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年出版《鲁迅书信集》,曾将1947年7月27日《新华日报》(太行版)刊登的有关文字以《致中共中央》为题置於卷首。现在发现的贺信直呼“英勇的红军将领们和士兵们”,显系致红军官兵信,受信主体并不是中共中央。再则,此信文风与鲁迅不符,信中涉及的政治信息又绝非鲁迅在上海所能了解,而且同一信存在几种异文。所以,在书信起草者、转信渠道及书信原件均未查明的情况下,不能贸然收入《鲁迅全集》。后来编委会请示上级,采用了将此信编入“书信卷”附录的办法。这样,既与鲁迅亲笔撰写的文字加以区分,又将这份重要资料保存在《全集》中,便于读者查考。

      倪先生反对收入《致工农红军》信的主要观点,我既不想复述,也不愿与之榷商。但倪先生以前写过一篇文章,他斩钉截铁地说:“鲁迅后期作为共产主义者,和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事业是血肉相联的”。“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鲁迅发表了祝贺的信或电报,这是很自然的事。”“鲁迅祝贺红军长征胜利的事,肯定是存在的。”“鲁迅执笔和茅盾一起署名写信给中共中央庆贺红军长征胜利,表明了鲁迅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骨肉相联的关系,表明他在中国革命最困难的年头满怀胜利的信心,表明了他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更臻成熟。这在鲁迅一生的思想发展和革命实践活动中,是一件大事。鲁迅研究者对于此事的重视,是理所当然的。”(见倪墨炎:《鲁迅署名宣言与函电辑考》,第128至136页,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当然需要说明,上述引文出自这位作者的旧作,而《不应》一文是该作者的新作,但旧作、新作所论述的毕竟是同一件事情。倪先生在新作中用轻蔑的口吻批评有人高喊这封贺信“重要”“重要”,但当年又有谁比他喊“重要”的嗓门更大、论述更为有力呢?岁月的流水真是无情,把有些研究家面目的变化映照得如此清晰,着实令人感慨系之。

      反对收入《两地书》原信的说法,貌似雄辩,其实暴露出的是对鲁迅文本的完全无知。因为《两地书》原信跟1933年4月上海青光书局初版的《两地书》的关系,并非一般原稿跟定稿的关系。一般说来,作家的定稿是对原稿的加工,所以定稿比原稿更精炼,更准确,更优美,更能充分地抒情达意。定稿完成之后,原稿也就可以随之废弃。研究手稿的意义,主要在于帮助读者学会“不应该那么写”。然而鲁迅在准备公开出版《两地书》之前对原信所作的改动,却并非仅止于文字的润饰。可以说,青光版《两地书》是一部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的作品,而《两地书》原稿却是《两地书》的原生态,带有解密档案的性质。为了使广大读者不受《不买》一文的蒙骗,我想多举些实例说明原信的意义和价值。

      青光版《两地书》所作的删节,相当多的文字涉及鲁迅与许广平婚恋中的一些隐私,他们当时对公开这些内容尚有顾忌。如原信中当事人互相采用了昵称——鲁迅称许广平为“小刺猬”“小莲蓬”“哥姑”“乖姑”,许广平称鲁迅为“小白象”“哥”,称海婴为“狗屁”(见1932年11月12日信)。又比如《两地书•三二》删掉了一段长篇“训词”。“训词”记叙的是1925年端午节鲁迅家中发生的一件趣事:由于喝了“烧酒六杯,蒲桃酒五碗”,鲁迅曾按许广平的头,并“拳击”俞芳姐妹。这篇“训词”反映出鲁迅跟许广平的师生关系开始有了微妙的变化,再现了一个有血有肉的“人间鲁迅”形象。《两地书•四一》删去了“建人与我有同一之景况”一段。所谓“同一之景况“,主要是指周建人也正在跟他的学生王蕴如恋爱。《两地书•四八》删去了孙伏园散布的一段话:”L(按:指鲁迅)家不但常有男学生,也常有女学生,有二人最熟(按:指许广平与许羡苏),但L是爱长的那个的(按:指许广平)。他是爱才的,而她最有才气,所以他爱她。”《两地书•七三》删掉了深埋在鲁迅内心的一段话:“但倘一失脚,这些人便是投井下石的,反而不识还是好人;为我悲哀的大约只有两个,我的母亲和一个朋友”。“一个朋友“即指许广平。把许广平与母亲并提,可见她在鲁迅心中的份量和鲁迅生命中的价值。《两地书•八六》删掉的是鲁迅北京时期在戒烟问题上跟许广平发生的矛盾:许广平对鲁迅加以“管束”,而鲁迅在抽烟问题上“自制力竟这么薄弱,总是戒不掉。”鲁迅承诺今后“甘心被管,不至于再闹脾气了。”许广平对鲁迅身体的珍惜,小则为爱人,大则为中国,是非常感人的。《两地书•一一八》删掉的内容是鲁迅跟许广平同居三年之后的处境和“将爱情进行到底”的誓言:“看现在的情形,我们的前途似乎毫无障碍,但即使有,我也决计要同小刺猬跨过它而前进的,绝不畏缩。”这些文字,都是撰写鲁迅传记、研究鲁迅生平的宝贵史料。

      删节的也有别人的隐私。比如,1929年5月26日鲁迅致许广平原信被删掉的一段文字是:“丛芜因告诉我,长虹写给冰心情书,已阅三年,成一大捆。今年冰心结婚后,将该捆交给她的男人,他于旅行时,随看而随抛入海中,数日而毕云。”

      《两地书》原信被删的内容,还有不少是研究鲁迅思想的最珍贵的原始资料。《两地书•十五》删去原信中的一段话,明确反对暗杀这种无政府主义手段,强调开启民智的重要性:“就是所谓须是木材,始能以一颗小火燃烧,倘是沙石,就无法可想,投下火柴去,反而无聊。”《两地书•二四》删去了原信中关于参加团体的一段话,这是研究鲁迅个性意识与集体意识的重要依据:“这种团体,一定有范围,尚服从公决的。所以只要自己决定,如要思想自由,特立独行,便不相宜。如能牺牲若干自己的意见,就可以。只有‘安那其’是没有规则的,但在中国却有首领,实在希奇。”《两地书•四六》删去了一段有关生活与金钱关系的极富哲理性的话:“我想,一个人要生活必须有生活费,人生劳苦,大抵为此。但是,有生活而无‘费’,固然痛苦;在此地则似乎有‘费’而没有了生活,更使人没有趣味了。”《两地书•五八》删掉了极其重要的一段,内容是对研究系跟国民党的评价。鲁迅认为“研究系比狐狸还坏,而国民党则太老实”,“国民党有力时,对于异党宽容大量,而他们一有力,则对于民党之压迫陷害,无所不至,但民党复起时,却又忘却了,这时他们自然也将故态隐藏起来。”这是鲁迅对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一些政治集团所作的评价。此信公开表时,鲁迅将“研究系”改为“现代评论派”,透露了鲁迅对现代评论派政治倾向的看法和与之争论的原因。信中对“学者只讲学问,不问派别”的批判,也反映了鲁迅对学术与政治关系的深刻见解。《两地书•六六》删掉的一节,总结了他跟现代评论派论争的教训,即有时“太不冷静”,“乱骂一通”,因为“他们的东西一看就生气”。鲁迅希望通过办副刊,来培养善于斗争的新手。

      鲁迅对《两地书》原信进行删节,有时是为了隐去当时的一些人事纠纷。如《两地书•二九》将“伏园的态度我日益怀疑”,改为“□□的态度我近来颇怀疑”。《两地书•六九》删掉了一段从政治角度批评顾颉刚的文字:“顾之反对民党,早已显然……”《两地书•一○四》删掉了憎恶高长虹的一段文字:“至于长虹,则现在竭力攻击我,似乎非我死他便活不成,想起来真好笑。”又删掉了他辞去厦门大学职务所起引起的震动:有十分之一的学生将随之离校。《两地书•一二一》删掉的是对冰心的看法。在鲁迅眼中,冰心也属留学英美派的知识分子,跟现代评论派成员的倾向相近:“燕大是现代派信徒居多——大约因为冰心在此之故——给我一骂,很吃惊。”《两地书•一二五》删掉了涉及北新书局和开明书店的文字。《两地书•一三五》删掉的一段是对当时北平文化界人士的评价,含蓄批评钱玄同、刘半农这些先前跟现代评论派战斗的人,现在反继承了他们的衣钵,肯定了马幼渔和沈兼士尚未改变原来面目。

      青光版《两地书》跟原信相校,不仅有删,而且有增:《两地书•二六》增加文字澄清了关于他枕底短刀想用于自杀的流言。《两地书•六十》增加了对孙伏园的批评:“他似认真非认真,似油滑非油滑,模模胡胡地走来走去,永远不会遇到所谓‘为难’,然而行旌所过,却往往会留一点小麻烦来给别人打扫。”《两地书••一三二》增加了到北平西山探视韦素园的描写,文笔生动,可跟《忆韦素园君》一文互相呼应,互相印证。以上这些例证,充分说明另行刊布《两地书》原信的必要,有力驳斥了既收“定稿”就不该收“原信”的歪理邪说。
  
      2005年版《鲁迅全集》并不是没有缺点,比如说文字上的错讹有些还是没有校勘出来。注释也仍然存在一些问题。两万多条注释,即使真的错误“百出”,那也是在所难免。比如说,厦门大学学生办一个周刊叫做《鼓浪》,注释说共出六期。2005年版问世以后,厦门有一个文史专家发现了第七期。怎么办呢?赶快改,把“六”字改成“七”。还有康生的老婆曹轶欧当学生的时候,给鲁迅写了一封信。她籍贯在哪里?我有一个朋友在中央政研室,他给我查是山东济南。但《中共中央委员人名录》出版了,上面了写的是河北大名,哪个对、哪个错?哪个是原籍、哪个是出生地?我请教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到现在都没有给我答复。内容有没有遗漏呢?也可能还有遗漏。原来唐弢编的《鲁迅全集补遗续编》中有些文章就没有收集进来,如《“则皆然”》。为什么呢?宁缺毋滥。我们判断这篇文章象鲁迅写的,但是没有手稿,那个笔名鲁迅也只用了一次,绝无仅有,没有敢收,留待今后去增补。我想再过1/4世纪,也可能再增补,因为古今文化经典就是这样不断的修订。

      给我规定的发言时间快到了,下面还有林贤治先生的精彩报告。关于鲁迅研究的现状,我只能简单说这么几句。因为当前我们社会转型,有消费主义文化的冲击,也有文化保守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冲击。你看去年夏天热成那个样子,桑拿的夏天,我们都围在电视机前看什么呢?看《超级女声》。我也在看,屏幕文化吸引眼球。很多原来的读者就不可能坚守阅读阵地。这种消费文化后面有金钱驱动。那个《超级女声》怎么搞起来的?“蒙牛”先给了2000万启动,后来增补了8000万宣传费,一个亿。“蒙牛”产品因此脱销,增加了两条生产线,还脱销。李宇春,周笔畅、张靓颖角逐冠亚季军,那一天发短信投票,一条短信一块钱,800万票就是800万元。现在李宇春一代言,就是七位数字,一百多万才出场。张靓颖最近唱歌,出场费45万。当然这些钱不光是进了她个人的腰包,还有她的经纪人和演出公司。研究鲁迅的书,一千本都卖不完,出版社不愿出,作者只好去买书号。两万块钱一个书号;看面子,一万五,顶多给你五千块钱的面子。这是消费主义文化对经典文化的冲击。还有新保守主义。提倡传统文化是对的,我们要发展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化,不能搞文化的全球一体化,这个是对的。文化保守主义,这个“保守”就是保卫坚守,不是故步自封的意思,有它的积极意义,但如果一提倡传统文化就跟鲁迅算帐,说鲁迅怎么片面,怎么偏激,怎么反儒反错了,我是不以为然的。因为鲁迅“五四”时期的批儒,不是批判原始儒学,不是要打倒历史上儒家学派的创始人,而是批判被历代统治者利用的作为“敲门砖”的儒学。当时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哪个不是从“尊孔”开始的。难道中国还要保存金字塔式的等级制度吗?难道我们中国现在还要喊“皇上圣明,奴才该死”吗?所以说,文化保守主义对于中国近、现代文化也构成了一个挑战。当然更厉害的是西方的后现代主义。当前中国有几人真懂得西方的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在西方出现有它的历史合理性。上世纪西方世界社会矛盾加剧,科学技术迅猛发展,还有反对西方文化中心主义,这是后现代主义产生的历史条件,但移植到中国就专讲破坏,要颠覆一切价值,亵渎神圣,逃避崇高,疏离中心,谁红跟谁急,破坏了当前和谐的文化生态。这种思潮也构成了对鲁迅研究的挑战。

      鲁迅研究的状况,我觉得在2005年并不是很乐观的。全国书店去年动销的书籍的总品种多达70万,其中每年出版的新书十多万种,这个数字当然是增加得很快,跟十年前相比增加了十倍。出版物当中,相当多是进口的。比如说我们去年从美国买了4068部书的版权。美国买了我们多少呢?只买了14本。我们的袜子,裤衩造出来往美国运,价廉物美,一打袜子0.8美元,把人家的市场占领了。我们靠廉价劳动力和低价原料出口占领人家的市场。而在文化方面,我们是严重的“入超”,文化安全受到威胁。

      南京有一个人专门统计鲁迅研究的书目,就是纪维周老先生,今天上午他也来参加活动。他有一个统计数字,在广州的《鲁迅世界》杂志发表了。据他统计,去年出版的鲁迅读物,包括我刚才讲的《鲁迅全集》以及研究著作一共才33本。十万种新书当中,关于鲁迅的只有33本,而其中还有三本是重印的,有两本是纪念性的——纪念吴奔星和林辰两位鲁迅研究专家。有一本是翻译日本专家的作品,还有一本倾向很不好。真正有一点研究水平的书,勉勉强强只有五六种。所以当前的鲁迅研究遇到了严峻的挑战。当然还有生机,我们并不绝望。因为鲁迅著作之所以成为文化经典,就因为它有价值的稳定性。对于这一点我毫不怀疑。我举两个例子,一个是2004年10月,首都师大文学院对大中学校674人进行统计,题目叫做《你所喜爱的作家》。在初中组,鲁迅排名第三,第一名是郭敬明,第二名是韩寒;高中组鲁迅排第五,但都有鲁迅。大学组鲁迅名列第一。我想是不是文化水平高一点的人,对鲁迅作品就了解得多一点。到了去年,就是韩寒骂的那个白烨,他们又策划一个活动,要评选“中国世纪文学六十家”。专家投票,读者投票,最后统计评出名次。专家评分占50%,读者评分占50%,后来在新浪网的读书频道来评。他们提出了100个候选人,选60个来“PK”,在两个月当中,有好几万名读者来投票,结果是这样:第一名是鲁迅,专家评分100分,读者评分100分,结果100分。第二名是张爱玲,专家评100分,读者评97分,结果98.5分。第三名评沈从文,专家评100分,读者给了96分,结果98分。老舍第四名,专家给94分,读者给94分,结果94分,金庸是十五名,专家给70分,读者给98分,结果就是84分。冰心专家给了51分,不及格,读者给了82分,最后评了66.5分,王朔专家给了45分,读者给了72分,评了平均58.5分。三毛专家给了22分,读者给了85分,最后是53.5分。这样的评选当然并不符合学术规范,但不管怎么评来评去,最后都有鲁迅。所以作为经典作家,他的价值还是有稳定性的。另外,经典作品的意义也具有开拓性,这一点因为时间关系,我就不讲了。

      最后,我想以自己写的一篇短文,作为今天讲话的结束。这篇短文题目叫做《忘不了的人是你》:

      1936年10月17日,当你阖然长逝的时候,曾留下遗嘱,忘记我,管自己生活。然而67年以来,你的友与仇从来没有忘记你,在你棺木上覆盖“民族魂”锦旗的人民大众从来没有忘记你。你的死印证了马克思的名言:死亡对于死者并非灾难,对于生者才是不幸。

      1881年9月25日,你诞生在绍兴东昌坊口新台门周家,在当时,这一天并未因为你呱呱坠地而显得不同寻常,但在你去世之后,每年的这一天都成了中国人的文化庆典,因为你以鲁迅为笔名创造的文化遗产,成为了20世纪人类最值得夸耀的精神财富之一。

      你的文学活动是以失败开始的,但却以辉煌终结,你作品中蕴含的深邃哲理,过人才智,渊博学识,以及深厚的生活底蕴,独特的艺术风格,使你成为了作家的作家,你在中国读者心中的神圣位置,如同荷马之于希腊人,莎士比亚之于英国人,歌德之于德国人,泰戈尔之于印度人,惠德曼之于美国人。

      你在文坛的崇高地位,不仅仅取决于你是一位作家,而首先取决于你是一位战士。中国历史上涌现的作家灿若繁星,但“荷戟执戈,毕生鏖战”的首推鲁迅。你跟重于磐石的黑暗势力搏斗,跟人类灵魂深处的丑陋面搏斗,跟自身的弱点、局限乃至缺点、错误搏斗。在你看来,面对压迫要斗争,对敌宽容是纵恶。你的铮铮硬骨是支撑中国民族精神大厦的擎天梁柱。

      我结识了不少当代作家,他们当中有些人,无法讲清他的哪一篇作品受到了你的什么具体影响,但是他们毫无例外的把你的作品作为人生的教材,努力按照你的风骨品格塑造自己。他们牢记你的教导,文艺家固然需有精熟的技巧,但尤需有进步的思想和高尚的人格。你的“俯首甘为孺子牛”的精神,你的甘为人梯,甘为泥土,甘为崇楼广厦一砖一石的精神,仍然是当今时代热切呼唤的时代精神。是的,你离开我们将近整整70年了。25500多个日日夜夜,这是多么悠长的岁月,但岁月的流水并没有冲淡我们对你的记忆,你的精神背影在我们向“四个现代化”进军的征途中,显得愈益亲切,愈益高大。是的,你没有死,你的事业属于人类,你的生命属于永恒!

       谢谢大家!(鼓掌)

      主持人:由于鲁迅作品出版情况的复杂,鲁迅本身的渊深,再加上时代的变化发展,使得《鲁迅全集》、鲁迅著作的编辑和出版,不仅工程浩大,而且充满了艰辛和艰难。但正因为有了像陈漱渝先生这样默默工作的学者的劳动,才使我们读者手中有了权威、可靠可信的鲁迅作品的读本。我想我们今天不仅要感谢陈漱渝先生在百忙之中,能够为我们做了这么精彩的报告,更应该感谢他为研究鲁迅、宣传鲁迅、推广鲁迅所做出的辛勤的劳动,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