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祎祎 用批判来热爱

作者蔡祎祎 时间[ 2009-11-4 ] 来源南京鲁迅纪念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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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先,我是不喜欢鲁迅的。

      总觉得他是一个偏执、激进的人,有着深刻而单一的思想——对国民劣根性的阐述。因为初中学了不少先生写的文章,而老师在上讲第一篇、第二篇时,在经过一系列句意的“理解”后,我总能听见老师严肃地说:“由此可见当时国民精神的冷漠、麻木。”于是,在学第三篇前,我未看文章便对同桌说:“最后‘官方版本’的课文主旨一定仍落在冷漠麻木上。”结果我是对的。之后也一直是对的。百验百灵。当我发现课上一遍遍“用心揣摩”的文章都是“国民性的指出与批判”时,我不免觉得单调与缺乏建设性——他只是个“破坏者”,而不是“建设者”。

      征文来了。作为文科班的学生,不得不“执行”这项“政治任务”。但当我真正走近鲁迅的时候,我发现自己错了。

      先生出于对改造国民的需要,其颠覆旧文化的态度是坚定、甚至是“决绝”的,这不免因“矫枉过正”遭到很多人包括我的非议。但先生实则对此有深刻的认识,他写道:中国人的性情是总喜欢调和,折中的。譬如你说,这屋子太暗,须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一定不允许的。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会来调和,原意开窗。没有了激烈的主张,他们总连平和的改革也不肯行。我敬佩作为批判者的先生,内心有一种洞察一切的透彻和一种对国民,对国家的爱。这份爱使他意识到在当时中国改革之艰难,使他更坚定了愤怒偏激的立场,使他千方百计不让“中国人从‘世界人’中挤出”,试图改变(哪怕一点点)国民的精神。

      至于鲁迅思想的单一性,我要纠正自己的看法。因为我突然意识到很多作家的一生其实都只在写一个宏大的主题。但这主题所蕴含的内容却是广泛而深刻的。

      “国民性”就是这样一个很宏大的主题。怎么会就“冷漠麻木”四个字?

      随便举两例。

      “中国的政客,也是今天谈财政,明天谈照像,后天又谈交通,最后又忽然念起佛来了。”(自《今春的两种感想》)这让我不禁想起《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对于国人愚昧迷信心理的批判。在鲁迅眼中,乱七八糟的教派无非默契地迎合了一部分“当权国民”的需要——它们在维护封建统治秩序上,它们又是多么的相似。

      “我们自己是早已布置妥帖了,有贵贱,有大小,有上下。自己被人欺凌,但也可以欺凌别人;自己被人吃,但也可以吃别人。一级级的制驭着,不能动弹,也不想动弹了。因为倘一动弹,虽或有利,然而也有弊。我们且看古人的良法美意吧。”(自《灯下漫笔》)这一点,我又不禁想到罗素对中国人的评价:中国人在看到别人受苦时,自己会很高兴。这种“吃人文化”,鲁迅先生算是看透了。

      再说建设性的问题。我也读到了苏雪林、梁实秋的观点:缺乏建设性,否定一切,毁坏一切而没有目标,没有方案,没有建树。

      而我想说的是:鲁迅有浓厚的“超人”意识,但他自己不是“超人”。前者有尼采哲学的影响,在对“国民性”问题的深刻剖析与失望后,宣传“个人的自大”。有人说,“个人之大”的“超人”之魂,就是鲁迅先生所渴盼的中国人的民族之魂的方向。对此,我深表赞同。那先生树立的东西是什么?

      立人。

      什么样的人?

      去除奴性,摆脱愚昧,相信科学,勇于奉献之人。

      先生说:“尼采式的超人,虽然太觉渺茫,但就世界现有人种的事实看来,却可以确信将来总有尤为高尚尤近圆满的人类出现。”“所以我时常害怕,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不必听自暴自弃者流的话。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就会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中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这种希望是多么的恳切!

      其实“超人”就是鲁迅先生自己的画像。而说他不是“超人”,是指先生不可能在文学家的基础上还同时是什么政治家或是无产阶级革命者。我觉得先生“安分守己”地做好文学就够了,至于具体的治国方略,还有在此方面更“专业”的仁人志士在不懈探索呢!

      放眼当代中国,“鲁迅们”真是太少了。在鲁迅逝世七十周年纪念文中,《青年时报》一文说:“我们又怎么可以相信,没有纯粹、自由、彻底的批评,社会的污秽可以自我清洁,体制的缺失能够自我纠正,公权的使用可以自我约束?”

      没有哪一个时代不需要思想者的医治,没有哪一个时代不需要批评者的坚持。

      是的,我们需要继承这样的批判精神。

      以痛苦来安慰,用批判来热爱。